關(guān)于演講這玩藝，想來應(yīng)該是“古已有之”的，像出兵打仗之前，官老爺例行公事發(fā)表一通宣言，大概可以算得上演講。但古已有之雖然古已有之，古時盛行不盛行，我就不知道了，蓋在專制統(tǒng)治下，小民想說兩句正當話都困難，還允許你到處鼓吹這個鼓吹那個？平時只允許道路以目，而不準開尊口，似乎有他的一套救國理論，然而被抓起來，馬上就要執(zhí)行砍頭大典的囚犯，卻都沒有發(fā)言的權(quán)利，那就簡直有點神經(jīng)過敏。中國歷史上的死囚犯，在公堂之上，或者在臨刑之前，幾乎沒有一個開口發(fā)表過像樣的演講作品，用以表白自己的心跡，或者冤情，或者理想，或者對時事的態(tài)度，或者對死后的安排，所有的只是幾句空頭口號與沉重的嘆息。在這里，我要提一提問，沒有發(fā)言權(quán)利當然是一個方面，然而，每一個專制王朝都是不準死囚犯亂講的，為什么在專制下的洋人，卻那么多長篇大論留傳后世？是不是中國人被鉗口鉗耳，鉗得發(fā)音功能都喪失了呢？是不是中國人覺得“死去元知萬事空”，沒有必要辯駁出正義與邪惡再死？是不是中國人都懵懵懂懂，確實分不清正義與邪惡？是不是中國人太認命，沒有絲毫怨言，認為自己該死該死，而引頸就戮？秦王朝蒙恬被趙高逼得自殺的時侯，仰天長嘆道：“天啊，我何罪之有，非死不可乎？”聽起來，像還要跟趙高商量商量似的。西漢王朝周亞夫，在獄中絕食五天五夜，最后大叫一聲“蒼天無眼”而亡，好像不是被劉啟害死的，只是蒼天無眼罷了，認命認命。宋王朝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謀殺，他甚至連話都不肯說，只寫了八個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自己為啥要死，連問都沒有問請楚，就把矛盾甩給上天。南北朝劉宋王朝檀道濟被殺頭的時侯，也只不過喊一聲：“你們在自毀長城啊?！倍鴽]有質(zhì)問“你們憑什么自毀長城”。他們的死是波瀾壯闊的，感人肺腑，催人淚下，但是沒有把“死”這個問題搞清，也就是說，沒有把正義與邪惡擺出來進行針鋒相對的較量。他們這樣死了，后來人依然這樣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毫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