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度過了一個徜徉于書海的假日,又回到了日常工作之中,這正是進行以下思考的好時候:試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話,你醒著的日日月月、分分秒秒,都在工作。
也許不是坐在電腦前敲字,不是砌磚、端咖啡,也不是評改論文或修理硬盤,但是仍然在工作:解決問題、接電話、做決策—重大決策,可能涉及數百萬美元和成千上萬的就業(yè)機會。
也許你正在觀看兒子的棒球比賽,參加姐姐的婚禮、父親的葬禮,或是孫女的生日宴。也許你正在山坡上或正乘風逐浪。也許你正躺在床上,游離在夢的邊緣。
但是,不管你在哪,在做什么,你都在隨時待命—無論刀山火海,天崩地裂。
聽起來挺有趣?
歡迎過上“人上人”的生活。這里說的并非那種靠家族信托基金供養(yǎng)的富二代,而是拿七位數薪水的人。這些人出行坐頭等艙,身穿量身定制的西服(或300美元一條的牛仔褲),拿著鍍金的健康會員卡;與此同時呢,數百萬美國人徘徊街頭找工作。
聽聽學者、政治家和示威者的說法,你就會發(fā)現(xiàn),“肥貓”(意指有錢有勢者)是地球上最令人痛恨的物種之一,只比蟑螂好一點,還沒有蛇討人喜歡。人們討厭他們的主要原因就是:“肥貓”賺的錢遠多于上班族。例如,首席執(zhí)行官的薪酬約是普通人的260倍。這個差距很大,并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大。
有一個理由很常見,用以為“肥貓”階層的薪酬之巨辯護,即他們經營的企業(yè)規(guī)模與薪酬一起,呈爆炸性增長。麻省理工學院的澤維爾·加貝克斯(Xavier Gabaix)和紐約大學的奧古斯丁·蘭蒂爾(Augustine Landier)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指出,1980年至2003年之間,首席執(zhí)行官薪酬的六倍增長,“完全歸功于”美國大型企業(yè)市值的六倍增長。
這個解釋貌似有理,但不夠充分。有些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去了解,為何有的人能經商致富而有的人不行。我不禁注意到,在收入不平等的爭論中,有一個經常被忽視的關鍵問題:純粹的犧牲。
隨時待命
第一,也是很重要的一條,對于參加競爭的人來說,并非所有人都擁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及隨之而來的強大人脈。第二,并非每個人都擁有相等的才華。第三,并非所有行業(yè)都能獲得相同的價值增益:軟件程序員和共同基金經理人永遠比咖啡師和化妝品銷售員賺得多。第四,誠如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在2011年11月/12月刊的《外交》(ForeignAffairs)雜志中敏銳而詳盡地指出,過去40年間,財大氣粗的企業(yè)說客已經逐漸傾斜了國會的天平。
但還有其他原因,即人們如何過自己的生活。這個原因往往被各種積怨所淹沒:一般而言,每天工作9或10小時的人,與那些以工作為生活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正因為如此,有的人比別人賺得少,且往往少得多。
所謂“完全不同”,我并非指上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住豪宅與兩室一廳公寓、開凱迪拉克與豐田卡羅拉、逛科莫湖(Lake Como)與看電影之間的區(qū)別。這些只是一個更根本的差異帶來的副產品:有人只用面對一個老板以及可能需要處理一位憤怒的客戶,而有人需要處理所有憤怒的客戶、成百上千的員工、心急如焚的投資者、蜂擁的記者和油腔滑調的政客—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向他(她)討個說法。
在看《利益風暴》(Margin Call)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個工作法則;《利益風暴》是一部老套卻又吸引人的影片,講述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一家類似雷曼兄弟的投資銀行的故事。即便你并非抵押貸款證券交易員,也不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也能夠欣賞這部電影并被劇情激怒。整個劇情在影片中的24小時內展開—晚上,一位28歲的分析員意識到,如果市場稍有逆轉,那么他所在的公司就可能瞬間破產;而第二天,公司擺脫了自己的“有毒資產”,毀掉了市場,裁掉了大部分員工。隨著夜幕的降臨,一群百萬富翁銀行家也開始進行應急處理,包括整個公司的老大—由優(yōu)秀演員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飾演,他在凌晨兩點乘直升機現(xiàn)身。影片的假設不言而喻:無論他們在做什么,做什么都無所謂,他們必須坐在會議室里。整整一夜。
這就是他們獲得報酬的原因,不像那些晚上安然入睡的人—他們睡覺的時候,別人,具體來說就是那些應該處理問題的人,正在試圖解決問題。至于問題是否能夠處理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薪酬與績效
在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中,以工作為生活這方面原因遭到掩蓋,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在于,華爾街許多拿著高薪應該隨叫隨到的人,也不都是時刻待命著。他們不會為自己的失職而付出代價,因為自會有人來搭救他們。誠然,他們的股票和期權會受到影響,但是,比起有幸保住飯碗的人來說,他們的整體安逸水平明顯高出很多。在漫長的歲月里,無論這些“肥貓”和他們氣派的副手為追求豐厚的薪酬付出了多少,這種結果都令人感覺不舒服。
這種薪酬和績效之間的脫節(jié),也出現(xiàn)在更為傳統(tǒng)、受損較少的企業(yè)負責人身上。以杰弗里·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為例,2001年9月起,他開始擔任通用電氣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一職:在他任職期間,通用電氣公司的股價幾乎遭到腰斬,然而他的年薪仍然高達960萬美元??梢钥隙ǖ氖牵泻芏嗪鸵撩窢柼匾粯拥钠髽I(yè)負責人。董事會—以及一定程度上和股東一起—負責讓一切處于掌控之中,但他們往往做不到。
在屬于1%的那批有錢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企業(yè)家,即我所研究的對象;他們和99%的人相比,不僅僅是及格而已。與金融界巨子和上市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一樣,企業(yè)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過,相信我,他們多熱愛自己的工作,就多熱衷于賺錢。那些大獲成功的創(chuàng)業(yè)家就是世界上一些最為有錢有勢的人:福布斯美國400富豪榜中69%的人都是依靠自己創(chuàng)業(yè)發(fā)家。公司總經理和努力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家之間的區(qū)別:如果創(chuàng)業(yè)家失敗了,那他就得餓肚子了—這是早晚的事,無論他為創(chuàng)業(yè)付出了多少年,投入了多少不眠之夜。
有一種觀念認為,從長遠來看,“以錢生錢”(也即華爾街的主要功能)這種做法能增加很多經濟價值;聰明的記者文人用事實駁斥了這一說法。最近一次經濟慘敗后,或許沒有比更多的創(chuàng)業(yè)家追求更適合做商業(yè)之輪的潤滑劑。但是,這里的重點是,作為一個努力工作的有錢人,無論屬于哪類群體,都需要相當辛勞地工作,并為自己的企業(yè)或機構負責,有很多人指望著他們給自己發(fā)工資。
付出與回報
那么,收入差距為何會(一再)擴大?富人們是否比以往都要更努力,犧牲更大?
誠然,這點很難證明,不過,確實有證據表明,積極向上爬的人比其他人休息的時間更少。馬克·阿吉亞爾(Mark Aguiar)教授和埃里克·赫斯特教授(ErikHurst),在為波士頓聯(lián)儲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撰寫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與收入一樣,休閑時間的分配也出現(xiàn)了差異。總之,收入低的人比收入最高的人,擁有更多閑暇時間。
有錢人真可憐?很難這么說。但是,如果我們會被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激怒,那么至少應該了解一下,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到底在談論什么。以下兩點,幾乎所有人都會贊同:
前提1:付出與回報掛鉤。最近,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和美國發(fā)展中心(Center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項研究顯示,1979年至2006年之間,隨著工作時間增加,經濟回報也大幅增長。以下是一段摘錄:
“在這期間,每周工作40小時的男性,實際收入基本保持不變,而工作時間更長的男性,收入猛增。在給定群體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工種,長時間工作的溢價尤為明顯。換言之,男性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失敗者”而努力奮斗,工作時間隨之增多?!?/p>
前提2:工作時間越長,用于生活其他方面的時間就越少。2006年,《哈佛商業(yè)評論》中的一項研究,對“極限工作者”—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每周七天24小時隨時待命—進行了調查。三分之二的男性和77%的女性表示,他們無法周全地維持家庭生活;65%的男性和33%的女性表示,他們很難與子女建立強烈的親子關系;46%的男性和46%的女性承認,自己在親密關系中,投入不足。
這些都回避了經濟增長的一個根本問題:那些想要成為有錢有勢者的人,如果得不到豐厚的報酬,還會愿意如此長時間的工作嗎?
一些人肯定愿意。最近,《社會經濟學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刊載了一項研究,該研究旨在分析辛勞工作、不平等和激勵機制之間的關系。結論:“工作時間與薪酬不平等之間所觀察到的聯(lián)系,并非經濟激勵措施的影響?!庇猛ㄋ滓锥脑拋碚f就是:金錢并非總是重要的。《哈佛商業(yè)評論》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結論。被問到熱愛自己工作的主要原因時(答案多選),受訪的“極限工作者”中,43%的男性和28%的女性提到了“高薪酬”,而這一因素僅位列第三;前兩位分別是,有機會從事“刺激/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90%的男性和82%的女性),以及有機會同“高素質的同事”共事(52%的男性和43%的女性)。
但是,事實如此:“具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需要時間和投入。確實需要。而時間和投入就代表著要工作更長時間、擔負更多責任、承擔更大壓力,等等。豐厚的報酬也許最終不能填補這些空白,但是能夠,至少暫時可以緩解痛苦。
達到平衡,最關鍵的問題:收入不平等的合理差距是多少?由市場還是我們的感覺來決定?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派克和其他人都有些不切實際。在其《外交》雜志文章的最后一段,派克寫道:
“……不平等的現(xiàn)狀將繼續(xù)嘲諷虛偽的美國承諾—人人機會平等。不平等會致使經濟失衡,不平衡的經濟會讓有錢人更有錢,隨心所欲進行投機生意;而留給中產階級很少的錢,不足以購買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東西,從而使他們走上借貸的道路。這是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的長遠原因。不平等加深了社會的階級制度,人們被自己的出身所限—這簡直是對美國夢的莫大(博客,微博)嘲諷。”
派克很好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且他的觀點無疑是誠摯的。但是,用人們“認為自己應得的”—及其所帶來的或好或壞的決定—來代替對收入不平等的探討,是很危險的做法,很容易讓人脫離付出與回報之間的冷酷關系;無論這種關系是多么不完美,都不應被忽視。
如果我們想要讓收入不平等達成合理平衡,就應該承認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即,其他一切條件都平等的情況下,有些人比別人工作的時間更長、更努力、負責的攤子更大。
此外,我們必須承認個人選擇:許多人不愿犧牲生活(或者幸福)去追求自己的事業(yè),而另一些人卻會這么做。人們的財富多寡,不論好壞,往往反映了他們的個人選擇。
重要的問題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盡可能多的人有機會為自己做出這種選擇。在我看來,這才是美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