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留學生們的學習和思考,為新世紀中國社會的改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如同一只“鳥籠”。 留日學生在世紀之交這場大規(guī)模的引介西方思想文化運動中,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大量西方的書籍通過日本人的翻譯,再由留學生們轉譯為中文,流傳國內(nèi)。日本只要一出新書,中國譯者則危1896-?896-1911年間為譯書的高峰期,有近千種圖書被譯成中文。其中,大宗的翻譯品為各類學校的教材,中國每一個角落的讀書人都能讀到來自東洋日本的教本。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
日本明治時期涌現(xiàn)的各種政治思想諸如自由民權、無政府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思維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已經(jīng)在日本生根的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法治史。甚至于中國人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如小說、詩歌中都有日本因子。
更令人驚訝的是,大量的日本詞匯于這一時期進入中國,其規(guī)模之大、涵蓋之廣,大大地超過了今日網(wǎng)絡語言的使用。這些詞匯的引進,極大地改變了中文的文法以及中國人的語文表達方式,以至于今人要想拋開從日本引進的文字,就不能寫出一篇讓人讀懂的文章,甚至難以開口說話。清末名臣張之洞曾經(jīng)在一份文件上批語:不要使用新名詞。左右告訴他, “名詞”二字就是來自日本的新名詞。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辜鴻銘,英語學得很好,但對從日本傳來的新詞匯卻不以為然。他在一次演講中大發(fā)議論:從日本來的“改良”一詞,就大大的不通,中國自古只有從良一說,已經(jīng)為良了,還改什么?難道要改良為娼?因此必須予以糾正!事后,別人告訴他,“糾正”也為日本詞匯。
留學生們還熱衷于創(chuàng)辦報刊,他們極為看重報刊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后來成為政治領袖的陳獨秀說,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改觀。雖然中國最早的報紙——上海的《申報》——于1860年代即已創(chuàng)刊,但報紙雜志成為中國的一種普通物事,應該得益于這一時期留學生們的推動。他們在日本和中國創(chuàng)辦的百十種報刊,成為各項社會運動的主要陣地。 從1898年開始,已經(jīng)有少量的官費女學生放洋,而民間自費留學的女生已經(jīng)很多。這些女留學生,主要來自江浙。初時,富裕家庭的女子大多隨父兄或丈夫伴讀,后來,則有很多單身赴洋的女子。到清末,僅留日的女學生就多達幾百人。日本多個女學皆設立了中國女子留學速成科,以滿足這些渴望快速成才的中國女子的需要。
這些最早走出國門的中國女子們,以學習醫(yī)學和師范教育為主。她們的勇氣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的確讓人驚嘆!經(jīng)過現(xiàn)代文明的熏陶,這批早期留洋的女子,在中國的女權運動中,一馬當先。自此之后,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就再也不甘他人之后。日本實踐女學中國留學生分校的教師坂寄美都子感嘆:
首先使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二十名新留學生的年齡差距。最年少的僅十四歲,而最年長的是五十三歲的母親。五十三歲,已經(jīng)到了把家庭主婦的位置讓給兒媳、自己去過隱居生活的年齡。她和與自己孫女年齡相仿的女孩一起來到國外,開創(chuàng)新風。中國婦人的活動能力之強,使我吃驚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注:《日本實踐女子學園八十年史》) 1907年,美國歷史是最偉大的總統(tǒng)之一西奧多?羅斯福提議,將美國從《辛丑條約》中分到的賠款——因賠款事由發(fā)生于庚子年,一般稱“庚子賠款”——扣除實際消耗,其余部分全部減退,用于中國創(chuàng)辦高等教育(清華大學即由此項賠款創(chuàng)立)和招收中國留美學生。次年,美國參眾兩院批準此項提議,但規(guī)定這筆1000多萬元的款項由美國人控制。英、日、法等國紛紛效法美國,退回部分賠款,用于興辦中國高等教育。這以后,留學英美的學生增多,并逐漸取得了思想文化上的優(yōu)勢,繼而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舞臺上大放異彩。 受益于庚款而留學美國的胡適,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留學是一種國恥。此說雖然聽起來頗為偏激,但細細探究,卻不無道理。部分國內(nèi)精英因留學而外流,忠誠于祖國的“海龜”和本土出產(chǎn)的“土鱉”又難以融洽,彼此之間甚至激烈爭斗。一浪高過一浪的留學大潮,為國家積累了豐富的智力資源,毫無疑問,中國的進步于其中受益無窮;但有了精英外流的不能融洽的原因,留學的負面效果亦在所難免。 胡博士所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