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周報特邀 　　傅佩榮，生于1950年代 　　傅佩榮，1950年12月16日生，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yè)，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專攻宗教哲學。現(xiàn)任臺灣大學哲學系、所教授。 　　親筆撰述：傅佩榮 　　我在思索過往的人生經(jīng)驗時，說話與金錢是浮在表面上的兩個標題。這是怎么回事呢？先談“說話”這件事。 　　關于說話 　　我在八歲時，搬來一家鄰居，有個小孩說話口吃。他一開口，每個字都要重復五、六次，樣子與聲音都顯得滑稽，旁邊看到及聽到的人忍不住都笑了。我既不懂事又很調(diào)皮，模仿他說話，沒想到一學就會，從此自己也成了口吃。 　　從八歲到十七歲，小學三年級到高中二年級，我在上課時沒有辦法說出完整的一句話。老師與同學都笑翻了，這使我深感自卑，只好鉆進書本中拚命念書，因而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同學們看我成績好，但并不羨慕，他們說：“他口吃那么慘，就讓他考第一吧！” 　　口吃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我從不敢想象未來，因為前景一片漆黑。當時如果有算命師告訴我，“年輕人不要擔心，你將來會靠說話維生?！蹦敲次业目鄲阑蛟S可以紓解，只要還有一點希望，任何苦難都不會讓人窒息。但是，我在別人正是青春的燦爛歲月，已經(jīng)體驗了絕望的深淵。 　　這樣過了九年。高二時一位老師讓我報名參加一個民間的“口吃矯正班”，為期二個月，訓練我如何調(diào)節(jié)呼吸、松弛心情、練習發(fā)聲、緩緩道來。從此以后，口吃逐漸改善，但是真正擺脫這個毛病，是在大學畢業(yè)以后。能夠站上講臺自由抒發(fā)議論，則是我念完耶魯博士之后的事了。耶魯四年所受的苦，絕對超過口吃九年，但這時是出于自覺的選擇，并且有著明確的目標。尼采說：“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夠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關于工作 　　人生兩大痛苦造就了我。 　　早年的口吃使我特別珍惜說話的機會。長期的“只能聽，不能說”，使我體認了“怎么說，別人才愿意聽，才聽得懂”。我教的是哲學，讓別人聽不懂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努力讓人聽懂我在說什么。我經(jīng)常使用比喻、故事、案例、笑話，原因即在于此。 　　同時，長期以來閉門讀書的習慣，使我勤于思考與寫作。 　　我出版的書超過百種，總字數(shù)不只一千萬字，其中由英文譯為中文的超過二百萬字。 　　具體而言，我這一生主要做了五件事，就是：研究、教學、寫作、演講、翻譯。這五件事的同構型很高，所需要的條件是：專注深入與清楚表達。這兩個條件都與我年少時的口吃有關?？嗯c樂之間，關系實在奧妙。 　　我現(xiàn)在不論上課或演講，首先要求的就是“好的麥克風”。給我一個好的音響設備，我就說出自己最完整的學習心得。從前最怕說話的人，現(xiàn)在一有機會就不免雀躍。這種雀躍同時也與下一段所要談論的“金錢”有關。 　　關于金錢 　　我再過兩年就滿六十五歲，要從臺大哲學系退休了。這一路走來，沒有離開過學校，說什么也與金錢扯不上關系。但這里面還是有一點故事可說。 　　我的父親是燈塔管理員，我有七個兄弟姐妹。母親從事一些農(nóng)村副業(yè)，再怎么省吃儉用，一家人也僅是溫飽。還記得小時候每逢開學之前，母親總在盤算要向誰借錢周轉(zhuǎn)。 　　我在小學畢業(yè)之后，被送到教會學校讀中學。正如我在上文說過的，我總是考第一名，獎學金抵免了我的學費。從此一路念到博士，我都不必父母花錢。 　　我在臺大念完碩士，服了兩年兵役，回哲學系擔任講師。 　　由于當時的文學院長的推薦，我申請到哈佛燕京社的獎學金，赴耶魯念博士，專攻宗教哲學，四年完成學位。教書的待遇有限，我很早就以翻譯為副業(yè)，再延伸到寫作，最多的時候同時為四報五刊寫專欄，幾乎每天要寫二三千字。 　　我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錢，但一再遇上朋友向我“借錢不還”的困境。 　　不是朋友，不會開口向我借錢。借錢之后呢？ 　　我在念書方面很認真，但對于金錢則粗枝大葉，顯得十分幼稚。借錢的朋友失業(yè)了，我對他說別急，慢慢來；從此了無音訊。 　　另一個朋友說他分到財產(chǎn)時會還錢；我說別急，別這么說，以后我不打電話就是了。幸好我學過《老子》的“圣人執(zhí)左契而不責于人”，就是手上拿了借據(jù)，但從不向人要債。 　　如果這時有算命師告訴我，“別擔心，你以后會靠演講賺回這些錢?！蹦敲次业耐纯嘁矊⒒庥跓o形。但是沒有人告訴我這些。 　　我賺的每一塊錢都是自己用時間用心血換來的，因此，被騙的懊惱常使我對人性感到茫然不解。還好，我未曾真正失望，我依然肯定儒家所說的“人性是向善的”。 　　人只能自求多福，并且“天助自助者”。 　　2006年起，我有機會在大陸闡揚國學，先后在山東電視臺、上海電視臺、中央電視臺、鳳凰衛(wèi)視臺、東方衛(wèi)視臺等傳媒上介紹國學，還幸獲《二十一世紀經(jīng)濟報道》所主辦的“2008年文化類風云人物”。 　　可以想見，我從此有了不少講課的機會。我清楚分辨“目的”與“結果”。我演講的“目的”是介紹及推廣國學中的價值觀，要使優(yōu)秀的中國文化傳承及發(fā)展下去。 　　至于隨著演講而來的“結果”則是金錢報酬，我前此被一些朋友“借而不還”的金錢，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再構成困擾了。 　　我很慶幸自己從來不曾對人擺出債主的嘴臉，因為我與金錢之間也實在沒有什么緊密的關聯(lián)，“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只要基本生活過得去，金錢只是為我服務的工具而已。它可以免除我的煩惱，但不足以增益我的心靈。 　　我的心靈因而更為自由，可以繼續(xù)走在“好學、深思、力行”的路上。由此看來，不管在任何時代，我都可以算是幸運的人，我為此深深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