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教育學體系是中華文化主體
中國道家的教育學，的確是一部人世間的絕學。
“道教”的本義，近代人誤解比較多，其實應當詮釋為“道德教育學”，那才是比較合理的。
在中國本土道教誕生以前的數(shù)千年歷史當中，并沒有什么宗教，那個時候完全是德道型的教育學。所以說，中國歷史上長期所采用的都是道德教育的模式，而且長期都沒有使用宗教的模式，完全是一個全社會性的自然道德教育模式。人人都是道德的信仰者、遵循者、學習者和實踐者。
伏羲創(chuàng)造的易道文化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發(fā)端；黃帝所創(chuàng)造的法道文化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發(fā)展；老子所創(chuàng)立的德道文化全民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完善；以孔子為代表的原義儒學“仁義禮”全民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細化實施。
伏羲黃老為代表的中國道德文化教育系統(tǒng)，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發(fā)展的主根，始終主宰著中國2500年以前歷史中中國文化教育的發(fā)展，并且影響著2500年以來中國文化教育的進程。
二、中國道德文化教育迥異于西方文化教育模式
中國的道德文化教育，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教育的模式。
西方從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開始，就全面拋棄了他們原本擁有的內求法，走向了純粹的外求法，就是邏輯推理和試驗證偽這一單一性的方法。
東方由于易道文化的堅實奠基和老子德道文化的強化，雖然自孔子開始，同樣走向外求法方向，但是在文化體系中通過精美全息的漢字，仍然長期保留著極其珍貴的內求法。
東方道德文化教育的方式，其靈魂就是“修之身”，是“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內求法。
東方的道德教育，是實證型的科學教育方法。與西方的實驗型教育法比較而言，東方是以人為本，內證德道和順應自然。
東方道德教育方法，是教育與內證同步進行實踐的方法。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教育他們那種試驗型的教育方法，把人都導向了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分裂，掠奪自然。而東方的內求法教育，則是以自身為實驗室的教育方法，是一種和諧人與自然關系最完美的教育方法。
西方并不是沒有擁有這個內求法。實際上，就文化基因分析當中，我們已經談到過，西方在內求法系統(tǒng)的代表人物，也是存在的。像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那都是可以跟伏羲、黃帝、老子相類似的，同樣是運用內求法認識自然、認識生命、認識社會的杰出的優(yōu)秀的人物。
但是，這個文化基因的丟失和變異，西方發(fā)生在亞里斯多德時代開始。中國，發(fā)生在孔子、孟子、武帝、田蚡、董仲舒那個時期。
所謂的“周秦諸子”、“趙宋諸儒”，都是明顯地丟棄道德正統(tǒng)文化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一個分水嶺和推進者、推波助瀾者。
三、“經典誦讀”和“講經說法”是道德文化教育珍貴的內求學習實踐方法
☆
東方傳統(tǒng)道德文化教育中，在教育方法方面，一直承傳著兩個極為珍貴的學習實踐方法，那就是“經典誦讀”和“講經說法”八個大字。
“經典誦讀”，是個人和集體進行經典開口誦讀和同步內觀實踐的根本性教育方法。老少咸宜，普適性和全民應用性極強。它是繼往開來，承上啟下，興民族，旺國家，接續(xù)道德文化根脈的瑰寶。
“經典誦讀”，只要不拋棄對伏羲黃老經典的選擇，那么道德文化教育的根脈，就不會斷裂、斷絕；民族智慧的井泉，也就不會枯竭；民族復興發(fā)展的生機，也就會依然存在。
丟棄對《易經》的學習研究，民族的科學創(chuàng)造力必定會喪失；
拋棄對《老子》五千言的學習和實踐，國家的精神文明必定會陷落；
扼殺對《黃帝四經》的學習和貫徹遵循，封建專制與獨裁必定張揚，民主和諧將失去蹤影。
1、經典教育要抓住精神教化的標本兼治
當前社會上，各個教育口，存在一個共性的現(xiàn)象，那就是普遍比較重視和突出對“孝道教育”和“感恩教育”這兩項的需求。
這種帶有共性需求的現(xiàn)象，是在整個社會道德素質明顯滑坡以后，必然最先凸顯的共性現(xiàn)象。
因為“孝道”和“感恩”這兩項，是最貼近人們的生活，最容易受到關注的表象。世人所急需的“功利性”，常常會阻礙人們對治病要“治本”的認識，過份重視“治標”而輕視“治本”。不了解精神世界的治療，同樣需要標本兼治。
但是，我們道德文化工作者卻不可不知：“標本兼治”的原則，也不可輕易由于“病人”的需求而放棄。社會和教育界對眼前利益的重大需求，我們不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我們道德文化工作者，同樣要高度重視社會的這個“有之以為利”的共性現(xiàn)象，要以此為突破口，同樣重視治這個“標”。要主動將這個“治標”的工程，納入我們整體的治本方略之內。在不放棄我們標本兼治原則的前提下，準確切入這些個標象之中，納入進系統(tǒng)，收入“處方”之內。使這些標象的治理，成為進入“無之以為用”整體戰(zhàn)略中的一個標識。站在道境德地，全面細化包容它們，那么我們的理念入世之路，也就會更為廣闊和順利得多。
希望所有道德文化工作者都要高度重視起來，突出一下其中的歸納性、整體性以及標本兼治性。
雖然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之說，但是在精神文化領域之中，并不完全雷同于治療人體的疾病。如果不守住“標本兼治”的原則，而只是片面滿足人們對“治標”的需求，那么我們的治則，就可能會被世人的急功近利之心所毀壞。
2、經典教育推廣工作要善導社會近利性需求歸德
急功近利，為世人之所欲也；有之以為利，乃世人之所需求。弘揚德道文化，推廣德慧智教育理念，既需要我們的戰(zhàn)略和行為契合大道的“無之以為用”的根本性理論，又要契合社會大眾道德精神食糧饑渴的機遇。
雖然，人們暫時不識大道“無之以為用”的根本道理，只知按需索求，甚至病急亂投醫(yī)和饑不擇食，胡選亂擇，這也是正常的現(xiàn)象。我們道德文化工作者不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不去關心和滿足社會的急需，而只是高談闊論于“無之以為用”。
在三素共存的社會之中，如果我們一點也不投之以“正利”和“善利”，完全苦守“無之以為用”一端，進行所謂的“治本”，也就是一種庸醫(yī)的偏執(zhí)現(xiàn)象，不符合大道行世利民回道的根本原則。
德慧智教育理念，如若絲毫不講社會和民眾的名利獲得性，那也就必然會曲高和寡，成為孤家寡人，難以入世行道。所言所行，也難以有人共鳴和聽取并且遵行。
所以，我們要把握好這其中的既契合理，又契合機?！皥?zhí)兩用中”，既堅守住“無之以為用”的根本原則，又善于運用和駕馭“有之以為利”。標本兼治，導利向義，導利向禮，導利向仁，最終復歸于利與德合，化小利為共利，化私利為公利。那么，我們也就把握住了德慧智教育理念入世的原則和方向。
3、警惕現(xiàn)代經典釋讀成為新時代的精神流毒
“經典”，之所以稱之為“經典”，是因為圣人的經典所包含的智慧與能量，真正能給社會人們的心靈提供豐富的精神營養(yǎng)，用于滋養(yǎng)和啟迪本性。所以在解經注經中，對于解注者本人本身的修為要求極高。
現(xiàn)代人心性浮燥，急功近利，一切皆按照純私利的需求而展開。在社會上眾多的解經釋典和用經學典中，這種現(xiàn)象已經同樣像排山巨浪一般地在整個社會中鋪開來。
大量夾雜了人欲私心貪利的經典注解，迎合人欲貪念，或為應俗，求發(fā)展，必定形成一個盛極一時的社會共性現(xiàn)象。
我們要注意，切不可在此種大潮之中，隨波逐流而迷失方向。這種現(xiàn)象，雖然會被追求眼前利益的一部分人捧為名星而“流行”，從而興盛一時，但是絕不會長久。
流行病，雖然可以風行一時，但人們必然會痛定思痛從病痛中獲得免疫力，而不再受其感染。
當然，如果這種流行病，沒有扼制的“藥物”及時提供給社會，及時投入使用，那么社會的損失也必然將是極其巨大和慘痛的，甚至禍及幾代人的精神面貌。
這種流弊的危害，在幾千以來的歷史中，其實也是屢有發(fā)生的現(xiàn)象。歷史上的改良儒學，就是如此演變而成。我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歷史的一種重演現(xiàn)象。
漢代以后的儒學，淪為學子謀取功名、利祿的唯一手段。經典誦讀，成為他們唯一進入官僚階層唯一云梯；解經釋典，充滿著導人以私心貪欲。這是明清以來儒學共有的特征。
今天的社會上，經典誦讀的展開中，我們不難看到：選“典”，不選“經”。棄《易經》和《老子》之經，而中選類似于明代八股科選之典籍。甚有八股之風再次重新席卷神州的跡象和勢頭。
現(xiàn)代人對“經典”的注釋與講解，媚俗有余，守本不足。過度世俗化地渲染，曲解戲說。這種唯以“有之以為利”，張揚人性中私心貪欲的渲染，不可避免地會使“經典誦讀”最后淪為人們爭取名利的“高雅”手段，從而誤導整個社會。
任何事物導之陷于利，則為毒；導之步入義，則歸正。
經典誦讀的社會行為，如果任憑一些人導之陷于利，那么經典將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新時期毒害孩子們靈魂的毒藥，而且會成為無可救藥的毒藥。
“經典”，將會被一些在大肆鼓吹利益者，異化成為名利的“遮羞布”。尤其對于兒童，這是一件非?？膳轮拢z害流毒幾代人的心靈。
歷史上熟讀經史子集、經綸滿腹的名家，不乏大奸大惡之人。如宋朝的蔡京、清朝的和珅等等，他們全都是在儒家經典的滋養(yǎng)中長大。儒學經典中的精神營養(yǎng)，全都被他們的陰我私心所攝取，“經典”反而全都成了他們獲取榮華富貴的階梯。
那么，經典培養(yǎng)出這樣的人渣，豈是社會之福？民之所愿？
孩子們的心靈如同白紙。幼兒心靈，關鍵是啟蒙教育初始心靈正覺正念的建立，陽我公心的培養(yǎng)。確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心志，這是極其關鍵的一環(huán)。
明清以來，讀書誦經的目的，被帝王、儒家和社會嚴重異化，成為考取功名的唯一工具。相反，經典對于人心心靈真正的滋養(yǎng)功能，卻被人們過份渲染的名利思想所封閉和日益淡化。
“八股出而經說亡”，正是一種“名利興，德性喪”最為真實的寫照。經典中真正的道德精神，因為人們的“興名利”而完全淹埋淪喪，因此國家民族的衰弱與敗落，也就不可避免。
我們難道在新的歷史時期，再讓這種“名利興，德性喪”的歷史劇，再又重新登臺上演嗎？我們還想再次去培養(yǎng)出更多的蔡京、和珅之流么？
歷史因果周期律，不應當反復無限地重演，從而加重民族的災難性。
經典中所富含的精神營養(yǎng)，絕不可以用來滋養(yǎng)孩子們的陰我私心。經典誦讀教育，絕不應當拋棄經典的靈魂，抹殺正向性教化作用。
宣傳經典誦讀，解釋弘揚經典，絕不能片面地、不加分辨地過度迎合世俗“有之以為利”的追求。
“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是由于其中具備引導人們尊道貴德，做人守善的靈魂；富含滋養(yǎng)人類精神靈魂的營養(yǎng)。然而，這種營養(yǎng)性提供給每一個人時，她是一種中性的物質。善人得之，則更善而智慧；惡人得之，則更惡而奸佞。
經典教育的正性作用與反相作用，全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初始立意之心。
經典的作用，雖然在于對于心靈的滋養(yǎng)與凈化，使人心不為物拘，不為形役。儒、釋、道三家經典的內核，莫不如此。但是，只有初意立心正確，她們的這些特點才能展開，為正確的教育方向提供精神營養(yǎng)。
4、守德持正，是經典教育必需恪守的原則
守德持正，是經典教育必需恪守的原則。
當年，孔子困于陳蔡，子路、子貢、顏回各自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態(tài)度，演繹出人心在仁義面前的活劇。而孔子并未因處境的艱難，而降低標準，而俯合世俗，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我們道德文化工作者，要恪守孔子的這種守正的精神。道德文化工作者的對象，是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心靈。孩子們的心靈純潔無瑕，每個人自性也原本俱足如來圓滿光明智慧。在他們尚未污染庸俗的名利之前，用經典引導他們確立正覺正念，是每一個真正的道德文化工作者的天職和義務。
我們入世的德慧智經典誦讀，一方面要善巧方便地應俗，更重要的是必須堅持住經典注釋講解的啟迪自性光明。
人人都要爭做一個合格的道德文化工作者，成為一個合格的道德文化的經師。
切切不可丟失道義原則，隨波逐流而用“名利”的渲染，阻斷和泯滅孩子們的慧命，因此造下無窮的惡因，成為千古罪人。
☆
1、“講經說法”是東西方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的分水嶺
古代東方的教育方法，與西方在亞利斯多德以后逐步建立的西方教育方法完全不同。西方的教育方法，是老師授課學生聽；聽完了，再在試驗室當中去驗證。然而，東方古代的道學和佛學教育方法，它是怎么進行呢？它是老師“講經說法開壇運”?！爸v經說法”，是要開壇來運作，調控，展開，引入；學生受眾，要求是內觀心身，以身國為室，同步求驗證。
由此可見，外求法與內求法的教育教學模式和方法完全不同。不同的教育模式和方法，產生各自不同的教育結果。
這就像一頓美味佳肴，西餐有西式的做法，中餐有中式的加工過程。如果說讓中國人全部去改成吃西餐，我看也不現(xiàn)實。因為，畢竟這個中餐的風味、特色、口感等等，要比西餐更好吃，連外國人都愛吃。中餐館能遍布世界各國，洋人們口袋里有錢的時候，許多人都喜歡上中餐館，去一飽口福。中國的餐飲業(yè)，能夠進入世界而歷久不衰，這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這個烹調的技術，這個烹調技術當中它有道。那個加工過程當中，含有道德文化的內涵。雖然現(xiàn)在，我們已經丟得差不多了，但是因為基本架構還在，還沒有完全推翻，畢竟跟西餐的加工過程不同，所以它還保有中國的特色。
中國的教育業(yè)，卻并無中國的任何特色，尤其是現(xiàn)代的教育業(yè)。所以，中國的教育業(yè)，不可能像中國的餐飲業(yè)那樣也來出口。你看現(xiàn)在有些孔子學院，雖然在外面建了個架子，但是想維持發(fā)展很困難。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雖然學習了西方將近百年之久，但還是一個“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西式的教育方法，也失去了中國教育學的特色，所以就成了個“四不像”?！八牟幌瘛本褪チ颂厣?，就不具備吸引力。
2、中國內求教育法丟失的歷史軌跡
當然，中國真正丟失內求法的教育現(xiàn)象，那可是由來已久的事情。
漢代以后儒學的教育方法，既丟失了同步進行內求法的驗證，也沒有及時誕生出外求法的實驗手段。所以嚴格地說起來，漢代以后的儒學教育方法，并沒有完整地繼承道學的內求法，也未開發(fā)出獨自具有特色的外求法。
所以，漢代后改良儒學的教育模式，2500年以來，并未能真正地為社會培養(yǎng)出杰出的人才。而儒家真正的杰出人材，相反都是道和儒兼修的學者們，單純只是接受這個儒學教育模式的儒生，反而都難以成為大儒。這一點，西方漢學家都有所發(fā)現(xiàn)，并且進行肯定。可見，漢儒的教學方法，由于丟失了祖先們講經說法求內證的這個靈魂，同時又未能創(chuàng)造出自己外求法的比較科學合理的實驗證偽、邏輯推理，或者說類似于西方這種外求法的一種優(yōu)秀的方法。
因而，儒學最終走向了僵化；因而，也就在五四運動時期，一口氣連經典誦讀也都被掃地出門。這是必然。因為你丟了靈魂，丟了根本，只是單純地進行經典誦讀，卻缺乏了教育最關鍵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那就是——“講經說法”，同步內求證。
我原來也舉過一個例子，道家的教學方法那和儒家的教學方法是不一樣的。朱熹言白玉蟾“偶中爾”的故事，那就是很典型。
儒生的教學方法，那就是嘴上來，嘴上去。學完了，那也就是一張嘴皮子。
道學的教學方法，里面存在著“講經說法”四個字。經法高度協(xié)調統(tǒng)一，并且導人內求，所以它就能夠構成靈魂。
可惜，儒家把它丟了。怎么丟的呢？實際上，在《莊子》的這部書里面也記載了。不知道大家發(fā)現(xiàn)了沒有？怎么樣丟的？在里面，都可以看到這個丟失的痕跡。結果，越演越烈。到了宋明時期，就完全僵化。到了五四時期，那么中國文化發(fā)展特色，也就必然進入到了一個死胡同里面，被全部地否定。所以，我們研究歷史，要提綱挈領地站在高度上，來研究這個歷史。
中國道德教育文化歷史的發(fā)展，它是有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分期，有不同的方向，有主流，有支流，有岔道，有死胡同。
歷史上內求法與外求的這些教育特征，應當引起我們修之身者的高度重視。復興道德文化，應當注意把握住東方學術方法是內求法的根本特征。因為不同的模具，將會產生不同的物器。大家如果做過“翻沙工”的都知道。我也在工廠里面，在加工寶劍把手的時候，曾經參與他們那個翻沙工的工作。那可是有什么樣的模具，就有什么樣的坯體；不同的模具，形成不同的坯體。
掌握內求法，那就要通過“講經說法”來進行。只有符合內求法特征的教學模式，才能導向內求境界，從而產生內求法的結果。中國特色，要突出自己最真實的特色，而不能夠張冠李戴，強迫東方內求法的教學，也完全仿照西方的外求法的教育模式進行。
就像剛才所說的一頓佳肴美餐一樣，你把中國土生土長的這些東西，你用西方的加工模式去加工，做一頓西餐，做出來好不好吃呢？生長地不同，生長環(huán)境不同，很多東西搬到西餐里面加工，那么就做不出滋味來，因為它離開了土地的環(huán)境，離開了加工的過程。
所以，我們就應該尊重自己文化的特色。這一點，其實是非常重要，不能夠張冠李戴，強迫東方內求法的教學仿照西方外求法的教育模式進行。實際上這些年來，這個強迫，一切都采用西方教學模式的現(xiàn)象，是越演越烈，后患無窮。
教育模式和方法，是教育結果的先導和基礎。不同的文化，需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不同的教育模式，產生不同的教育結果。
這一點，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和把握。
我們東方高度適應和符合內求法需求的講經說法教育模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逐步從整個社會、從整個國家全民的教育領域中淡化和消失。逐步退縮保存于佛家內部和道家內部的小規(guī)模教育范圍之中。
從整體上看，道家的講經說法教育的丟失，遠遠比佛家更為嚴重。近百年，都未產生具有較大影響的經師，更不用說經與法兼容并蓄而展開的老師。這也充分地說明，內求法教育模式的丟失，必然會導致人才的稀疏和凋零。
東方文化的靈魂，是內求法；而講經說法的教育模式，又是內求法的承傳模式。所以，要想復興傳統(tǒng)道德文化，實現(xiàn)民族的復興，適合于內求法的講經說法教育方法，我們同樣要進行研究，要進行挖掘和繼承。并且，要“以今之道而御今之有”，才能夠可以談得上我們開始發(fā)揚了。
☆
“講經說法”，是道德文化教育最重的方法之一?！爸v經”，就是“講壇師言傳德道”；“說法”，就是“音載法理覺本性”。
講經，是“宣講修身道妙之經，言傳修德歸道之典”。講經，就是要以經為寶，依經不依人，依經不依法，以經帥法，以經規(guī)范法性，預防和杜絕“依法不依經、依人不依經”的旁門左道邪徑。
講經，就是為師者：身在陰陽心在○，居道用德釋經文，貫通隱顯合為一，引領受眾謀圣人。
講經，需要講經老師言不離經文，語不悖經義，緊扣經典而展開一元四素這個德、道、象、數(shù)、理、炁的全系統(tǒng)論。講經，應講道、儒、佛的真經；說法，應說天人合一之法。
講經，應使經典之文義淺顯易懂，切合受眾的心身需求。深入而淺出，通俗而易懂。要爭取做到全面地打開經典的能量場，通過語音傳遞能量，發(fā)揮潤物細無聲、入心了無痕的無為而無不為的作用。使受眾心身真正受益，啟迪智慧，調節(jié)心身，開悟本性。
道德文化教育的講經，依據(jù)講師本身修身的層次與教學表達水平，各有層次的高低之分、質量優(yōu)次的不同。
修之身的內證層次，是講好經典的關鍵。后天表達能力和技巧是輔助，主次是不可以顛倒的。
佛學中的六祖慧能，他可是一字不識，就能講好經，而且他還能夠講經說法，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這個主次我們不能顛倒。應當執(zhí)兩用中，同步精進，一個，是內求精進；二，一個是為學日益，也要精進；為道日損，同樣要精進，才能做好一個合格的講經老師。
一般而言，既在修之身中達到天人合一境界，同時又具備后天豐富的學識者，比較容易輕松地擔負起講經師的責任。
我們可以回頭看看那個十幾年熱潮中的狀況，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大浪淘沙？很多大師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為什么呢？那不就是那種方法和形式，悖逆經典，并不符合中國道德文化教育的根本要求嗎？你只是掌握了一點點法算個什么呢？你只能局限于說這個法，而講不了經，只說法不講經，就是小乘之技，登不上大乘之堂，你就不足以成為中國道德文化的教育之師。
然而，我們現(xiàn)在還有很多的人受那個熱潮的嚴重影響，深受誤導而丟失根本。迷于法，癡于法，而離開經典，不誦讀經典，那么想想看你將來的結果，你連這個大的尊道貴德教育的框架都離開了，那么你個人想在法里面長期地浸泡，那能夠浸泡個子丑卯酉來嗎？我看，如果不趕快地改弦易張，順道貴德，那么這一輩子可能就白白地又浪費了。
所以，這個講經說法，和我們每個人自己在那里循經，根據(jù)這個經的要求來用法，是密不可分的。
☆
什么叫“說法”？說法，就是講經人要在有為與無為的互動之中，要動起來，要既能在有為當中，也能在無為的境界之中，自由地穿梭。在這個過程當中，再來依據(jù)受眾，就是所有的聽眾，學習經文、練習經文的具體情況和狀態(tài)，引導著同步傳授內求、內證的方法，使他們能夠會心地一笑，使受眾的心、性、命三大系統(tǒng)，同步于所講解經典的場性，隱顯同步地傳授實踐某些方法，使受眾的身國同步接收、吸收、轉化、應用經典中的道光德能，修正身國的德性品格和吸收豐富的能量，實現(xiàn)再造性命，開悟本性。
說法，就是在講經的前提之下，在講經的同步之中，以理闡法，以理明法，以理驗法，以理帥法，以法促理。
說法，是要求和引導學生同步進入內求法的境界，與老師一起共同進入經典之中，去與圣人居，與圣人謀，將心身融入經典的道理場性中。在有為和無為之中，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在這兩者之間，有意、無意，有為、無為，同步地進行內求驗證。吸收獲得天德地炁，調整性命，確立正確的人生觀，樹立道生觀，學會做道德人，行道德事。去妄存真，益智開慧，了悟性命，覺悟本性。
說法，有明說顯傳之法，有隱喻暗傳之法，有口授心領之法，有音傳神受之法，有密咐悄言之法。在說法的過程中，少私而寡欲者、見素抱樸者，容易獲得法性真髓；心靈閉塞者，只能后天智識有所收獲，從而校正自己的心念、智識；心開者，容易印心而直趨佳妙，甚至自然地拈花而笑；心場與身場似開非開者，則只能部分地接受法性，得失參半。
說法的效應，同時要視講經師本身的修之身水平和層級高低而定。內證層次與能量強者，法的顯性與隱性場全部都同時啟動，連接受眾后天智識和先天慧識的管道，同時分布拓展開來，這個時候，受眾依據(jù)自身的狀態(tài)而自然“選擇”性地建立接收吻合。
講經師的內修層次高能量強者，說法的作用性就成正比；層次與量級低者，說法的作用力那么也就稍低；講經師心不正、性在左道傍門者，那么他講經說法的潛在危害也是不可以輕視的。借經布邪用法迷性，也是必須預防和杜絕的一種現(xiàn)象。
信德，是講經說法中受眾接收經能和法性的重要載體。受眾的信德越深厚，那么對講經說法能量作用的承載力也就越大和越強。信德菲薄者，聞聽講經說法，只是湊熱鬧而已，講經說法的能量再強，也都好像過眼流云，無法承載接受與吸收，轉瞬也就毫無蹤影。
“講經說法”四個字，雖然簡單，但是要想真正從內求法的高度去解析它，卻又富含極其系統(tǒng)和完整的方法論和要求，并非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楚。
我們學習實踐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明白
所以，只有三修一化高度地同步，早日實現(xiàn)慧智同運，才可能真正肩負起“講經說法”老師的重擔，成為道德文化教育的先驅，成為真實不虛的靈魂工程師。道德文化復興，需要眾多的這樣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希望更多這樣的工程師能夠早日出現(xiàn)。
關于“講經說法”四個字，大家在掌握了上面的這些內容以后，可以自悟自解，正確全面地把握“講經說法”這個道德教育方法的真諦。
在新時代，充分發(fā)揮講經說法最大的功能性，為國家、為民族培養(yǎng)出以內求法為主、外求法為輔的優(yōu)秀人才。真正去實現(xiàn)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其實，我們可以預見，當中國的教育能夠古為今用而以內求法為主體，洋為中用而以外求法為輔助，東方的內求法與西方的外求法和諧地相結合，全面展開，深入持久地進行全民教育之日，那一天也就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真正走向世界的前列，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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