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在浙江寧波一帶出差，發(fā)現(xiàn)許多工廠都發(fā)生了工人罷工，目的就是要求漲工資。我認識的一個企業(yè)家的工廠，工人們一連罷了四天工。從慈溪到北侖，罷工到處都在發(fā)生著。這種情形在過去絕無僅有。只是由于媒體不報道，不公開，使這種工人群體的集體行動顯得默默無聞，好象不存在。
    也是在同一時刻，廣東東莞甚至還出現(xiàn)了更大規(guī)模的罷工。今年11月27日早上八點半，廣東省東莞市厚街鎮(zhèn)寶屯區(qū)愛高電子廠發(fā)生了上萬人的罷工事件。為什么到了2007年，罷工成了我國普遍的現(xiàn)象？由于媒體不報道，很容易給人形成錯覺，好象目前的中國，勞資矛盾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無關緊要。
    但我們如果順著這些事實真實地思考下去，便會發(fā)現(xiàn)，勞動與資本的對峙，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個重要的現(xiàn)實。經過近30年的改革，勞資關系已經完全形成一個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體，勞動與資本已經從計劃經濟時代的溫情脈脈和一元化領導，演變成兩個對立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明朗化，并開始走向法制化。
    一方面是工人們在罷工，一方面是企業(yè)主逼迫工人辭職另簽合同。廣東在發(fā)生了華為公司5000名員工集體辭職再簽合同的事情后，另有一批企業(yè)馬上跟風行動，強令員工辭職，如果不照辦，就解除勞動關系。中央電視臺已于12月7日晚上的節(jié)目專題報道了這一事件。由此可見，工人在行動，老板也沒閑著，勞資雙方都在行動，都在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
    盡管，從法律層面講，罷工目前在我國仍然沒有法律依據，有不合法的嫌疑，但大量的工人罷工的實踐，已經突破了這個法律禁區(qū)和憲法盲點，已經成為不可忽視和不可置疑的既成事實。
    不管法律怎么說，不管法律是否存在，工人們已經在行動，在自發(fā)地維護自身利益，完善自身的權利。在沒有工會、沒有組織的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了無聲和默契的奇跡----一個上千人的工廠，在沒有任何工會領袖，沒有任何職業(yè)的組織者，在沒有任何事先的準備的情況下，瞬間便會步調一致地宣布集體罷工。
    這種默契，這種齊心協(xié)力，真是令人驚奇。中國工人兄弟們的無聲行動，已經顯示出當前我國勞動群體的覺醒和覺悟。改革近30年，中國社會最大的進步莫過于工人群體走上歷史舞臺。他們在被冷落了近30年之后，終于開始顯示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力量。他們已經用實際行動向社會表明自己真實的存在。
    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步調一致的整齊行動，除了是今年物價上漲的原因，也是多年來對勞動群體壓抑的結果。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矯正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行為，我國在1982年修改了憲法，將“罷工”一條從憲法中刪去，并嚴禁社會再出現(xiàn)大鳴、大放、大字報等行為。在這一歷史階段，我國主要是扶持發(fā)育中的企業(yè)家群體，政策更多地是向企業(yè)家群體傾斜。
   這種調整在某個歷史階段是必要的，但25年過去，社會情形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勞動與資本的力量已經發(fā)生了較大的傾斜，力量的不平衡，導致改革開放之后，利益的天平越來越向資本傾斜，勞動群體的收入長時間地被壓在一個低水平。
    例如，前幾天我在江蘇搞調查了解，這里有中國最好的一個電器工廠，這個企業(yè)一年上交稅收2個多億，工資支出有7000多萬，企業(yè)凈利潤約2個億。在稅收、稅后利潤和工資這三者之間，工資是最小的小頭。
    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我國企業(yè)的資本收入遠遠大于勞動收入。在西方國家，企業(yè)資本的所得約占企業(yè)利潤的20%多，勞動工資所得約占企業(yè)利潤的30-40%，我們國家現(xiàn)在是恰恰相反，所以說，中國現(xiàn)在已經是勞動收入小于資本收入最典型的國家了。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提高點勞動工資，沒什么了不起的。但我還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國的勞動工資是不是被我們國家其他因素逼的，逼成這個狀況。企業(yè)把2、3個億的利潤交稅交上去，勞動工資只有7000萬元，如果把這2、3億的稅收劃一部分到工資里去，將會牽扯到一個很大的宏觀經濟的問題，那就是財政消費與工資消費的關系。
    目前我國財政消費占我們國家GDP的30%，勞動收入和消費僅占不到20%，如果把這個關系顛倒過來，那么財政收入和開支便會大大減少，這是一個重大的國家消費結構的變化。所以，《勞動法》的制定影響的將是國家的收入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企業(yè)利潤將在資本、稅收和工資之間進行調整。如果要增加勞動收入，便要減少資本和稅收的收入。
    這是一場重要的利益調整。如果將財政收入減少1萬億元，資本收入減少1萬億，增加到勞動收入當中，那么我國的勞動消費立刻就會升上來。所以，企業(yè)和勞動權利和現(xiàn)行的稅收制度，涉及的是一個大的利益格局的爭奪。
    改革30年來，利益越來越多地向政府部門和資本群體傾斜，勞動群體的收入一直被壓低到極點，如果不盡快加以調整，我國已經形成的這種大的分配格局便可能固化，習慣化。由此導致的后果將是，一旦物價有一點上漲，便會導致工人罷工一類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這是因為，當前的工資水平已經低到工人群體沒有一點承受能力的程度了。稍有風吹草動，罷工等行為便會出現(xiàn)。因此，現(xiàn)在已經到了非調整收入結構不可的時候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煤老板上北京來買房，北京北郊有許多高檔別墅住宅區(qū)，這里的房子都是上千萬元一棟，但一些煤老板一甩手就買下了。對比那些每月幾百元整日在礦下挖煤的工人，他們?yōu)槭裁催@么富裕？主要資本收入太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么理由再去壓制勞動工人維權的行為，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低收入階層合理的要求？
    當然，目前中國的企業(yè)發(fā)展也不均衡，有的效益好，利潤高，有的處在微利的狀態(tài)。這種狀況也導致了工人的低工資。譬如，北京中關村的電腦一臺只賺50元，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提高員工的工資是十分有限的。
    總結起來說，當前中國的企業(yè)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山西黑磚窯類型，由于競爭激烈，文化低陋，這些企業(yè)處在競爭最殘酷、待遇最低級的狀態(tài)。第二種企業(yè)是深圳華為類型，企業(yè)效益雖然好，但和員工也搞對抗。第三種是阿里巴巴層次，看看報道就知道，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后，融資120億，阿里巴巴的員工一下冒出1000個百萬富翁。
    從這點看，阿里巴巴公司是十分現(xiàn)代化的，是民主和平等的，所以說我們中國的企業(yè)現(xiàn)在發(fā)展得非常不均衡，有好的，有壞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勞動權利要正常起來，強大起來。中國也需要更多的馬云式的企業(yè)家。
    完善勞動權利，對于中國社會乃至整個經濟發(fā)展模式都是一個挑戰(zhàn)，它帶來的改變不只是勞動者利益的變化，它將改變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進出口結構，財政消費與社會消費的結構，我們現(xiàn)在的結構已經畸形化了。
    別看一個小小的《勞動法合同》，它將是一個杠桿，我們要利用這個杠桿來翹動勞動者弱勢和資本強勢的不平衡地位，改變我們社會已經歪斜了的收入和消費結構。
    在我剛剛寫完這篇文章時，又傳來了沈陽蟻力神公司因資金鏈條斷裂而導致上萬合同農民進城抗議的事情。種種跡象顯示，目前的中國，所有不穩(wěn)定的因素都來自企業(yè)，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和收入分配已經成為下一階段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頭等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