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論斷。1997年發(fā)表的中共十五大報告重申了這一判斷。直至今天，中國的對外關系仍然建立在這一戰(zhàn)略觀念的基礎之上?！昂推脚c發(fā)展是時代的主題”，與列寧當年提出的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一樣，是一個政治論斷，可以基于這種判斷決定黨的方針路線。但是，從學術上看，何謂“時代”，一個時代大概有多長時間，人類歷史可以劃分為哪些個時代，這些時代分別有哪些主題等等，都是難以界定的。

關于時代主題的討論能給政治學者研究以啟迪的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特別是在近代資本主義促使世界各個地區(qū)、各個國家的政治發(fā)展越來越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之后，世界政治是有潮流或趨勢可言的，是有規(guī)律所循的。比如，19世紀的“資本原始積累”，伴隨著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就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全球政治趨勢。

考察世界歷史上的帝國興衰、朝代更替、宗教沖突、殖民擴張、階級革命、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民主改革等等現象，可以發(fā)現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中，確實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題。這里提出的問題是：在這些現象和主題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時代、不同政治實體中發(fā)現共同的原始驅動力，在推動世界政治的發(fā)展？換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國家、所有社會、所有文明載體都追求的、跨越時空的主題，即我所稱的“終極政治目標”？如果有，這些目標是什么？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

1.五大永恒的政治目標

一般來說，“和平”主要指的是避免戰(zhàn)爭以維護國家安全，而“發(fā)展”主要指的是發(fā)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和個人財富。和平與發(fā)展，即“安全”與“財富”，是自古以來世界政治的永恒目標。幾年來我通過閱讀、國外考察、訪談和思考，發(fā)現安全、財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個永恒主題，也是五個終極目標。其他政治主題，基本上是達到這五個終極目標的過程和手段。政治目標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關系，構成紛繁復雜、豐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內容。

安全、財富、自由、公正、信仰這五大政治目標，在世界各國的憲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難找到。美國的《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地宣誓了美國人的宗教信仰，而美國憲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話：“我們合眾國人民，為建立更完善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并使我們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卑突固箲椃U明：“伊斯蘭教所規(guī)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會公正的原則將得到徹底的實行。”

第一，安全。

安全是個人、群體和國家生存之必須。戰(zhàn)爭和暴力沖突，以及傳染性疾病、饑餓、自然災害、交通事故、生產安全事故、造成傷害的突發(fā)事件等等，都構成對人身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威脅。

在列舉政治的終極目標時我之所以用“安全”的概念取代“和平”，是因為“安全”含義更廣更深，包括從個人安全到國際安全的各個主客觀維度。和平的對立面是戰(zhàn)爭即大規(guī)模武裝沖突。當今時代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戰(zhàn)爭不是最大的安全威脅，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安全事故造成的威脅更大。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維持了和平局面，在可預見的將來，避免戰(zhàn)爭也很有希望。但是，造成傷亡的國內暴力事件和各種非正常死亡卻每天都在發(fā)生，危及國家與社會的安全。

有中國學者指出，在國家安全構成要素上，中國古代各個王朝始終把政治安全特別是統治者的政權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維護統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權安全為轉移。先秦時期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是一種先“安內”而后“攘外”的戰(zhàn)略。歷代王朝內憂外患并提，而以內憂為主。梁啟超在1896年寫道：“中國自古一統，環(huán)列皆小蠻夷，但虞內憂，不患外侮。”

2014年4月，習主席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tài)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梢钥闯?，當代中國最關注的安全問題，還是政治安全?！罢伟踩钡膬群?，同戰(zhàn)爭或暴力不一定直接相關。

在當代世界上，國家是唯一能夠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組織。這一點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試圖通過暴力方式推翻政府或者宣示政治意志的個人或組織，不論其理由如何，都會被指為“非法行為”或“恐怖組織”。例如，西方國家不認可巴沙爾·阿薩德總統領導下的敘利亞政府的政策，但要支持近年來敘利亞反叛組織的暴力行為，還是有許多顧慮。然而，世界歷史上的武裝起義、暴力革命或反對統治者的武裝斗爭，如美國獨立戰(zhàn)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20世紀50—6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zhàn)爭等等，都被廣泛認為是正義或合理的武裝行為。20世紀70年代后，反對殖民統治的民族獨立浪潮基本結束，以暴力為手段的政治斗爭的合理性遂被質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再支持各國的暴力革命。在政府方面，使用暴力手段解決非暴力的國內政治糾紛，或者在國際戰(zhàn)爭中傷害平民，也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譴責。

現代社會的暴力行為，就占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現代社會相比大大減少（只相當于其五分之一）。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上戰(zhàn)爭減少了，受暴力傷害的人口比例明顯下降。美國評論家扎卡利亞注意到：“我們似乎生活在瘋狂的暴力時代。但是別相信你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切。我們在傳聞中得到的印象其實是錯誤的。戰(zhàn)爭和有組織的暴力在過去二十年間急劇減少了?！卑凑沼韧郀枴ず绽度祟惡喪贰返慕y計在“9·11”事件發(fā)生后的2002年，世界死亡人數5700萬，其中17.2萬人死于戰(zhàn)爭，56.9萬人死于暴力犯罪，即共74.1萬人死于人類暴力，而當年世界上死于自殺的人數為87.3萬人。德國統計公司statista 的一項統計顯示，2014年全球死于恐怖襲擊的人數為3．2727萬人。據“國際交通安全協會”統計，若干年來，全世界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數每年都在130萬以上，平均每天約3300人；2014年，世界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數超過120萬。也就是說，當今世界上死于車禍、自殺和艾滋病的人數，大大高于死于戰(zhàn)爭和暴力襲擊的人數。

美國學者平克指出：“無論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縱觀歷史長河，暴力呈現下降趨勢；而今天，我們也許處于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的時代。暴力下降的過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這一趨勢也不能確保會持續(xù)下去。但無論我們觀察的是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還是短期事態(tài)，大至發(fā)動戰(zhàn)爭，小到體罰兒童，暴力的下降趨勢有目共睹，無可置疑?！睂τ诒┝p少的大趨勢，平克給予了復雜而深入的心理學和歷史學的解釋。

由此看來，在世界范圍內的安全問題中戰(zhàn)爭與暴力（傳統安全問題）對人類的危害，越來越少于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危害。環(huán)境污染、氣候變化、生產安全、食品安全、傳染病、毒品、自然災害等問題的嚴重程度，應引起安全領域研究者的更大重視。當然，在看到人類暴力活動減少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地緣政治回歸、戰(zhàn)爭危險卷土重來的現實可能性。

第二，財富。

財富的創(chuàng)造、占有和分配，也就是經濟發(fā)展，是世界政治史上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當代經濟發(fā)展總是與財富增長、發(fā)達、工業(yè)化、現代化等概念相聯系，包括三層含義：第一是經濟量的增長，第二是經濟結構的優(yōu)化，第三是經濟質量的改善。

人們獲得財富的強烈欲望，是政治活動的強大動力之一。中國俗語中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有錢能使鬼推磨”，英語俗語中的“money talks”（金錢萬能），都指向了財富的社會和政治功能?！墩撜Z》有言：“富而可求，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說的是孔子認為只要給的報酬高，連執(zhí)鞭趕車的活兒都可以干。金錢政治，在國內可以拉選票，在國際上可以影響他國的政治意向。從反向看，經濟懲罰或制裁，也是最常用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手段之一。

人類物質生產不斷發(fā)展，財富不斷增加，是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的。據英國經濟史學者麥克洛斯基統計，兩個世紀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現價是3美元而且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而現在，這一數字增加了10倍，達到33美元。這種規(guī)模的“財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她還指出，收入成倍增長在歷史上并不罕見，在古希臘、古羅馬，或是北宋時期的中國、莫臥爾王朝時期的印度都曾出現過。不過在那時，收入水平的大規(guī)模增長并不能持久，人們的生活水平會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平民的境地，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但是，當今世界的財富積累已經不會整體上大起大落了。

世界銀行2015年10月公布的報告也令人寬慰。根據世界銀行采用的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國際貧困線標準，2015年，全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減少到了7.02億人，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降低到9.6％，這也是全球貧困人口首次降低至10％以下。世行該項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十年里，東亞及太平洋、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區(qū)占了全球貧困人口的95％左右。但是，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貧困人口的一半，東亞只占12％左右。人類發(fā)展和財富積累是無止境的，但絕對貧困問題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基本解決。

第三，自由。

與其他許多政治術語一樣，“自由”也是被廣泛使用并且歧義頗多的一個概念。英國思想家哈耶克認為，自由是指個人在社會中不受他人武斷意志強制的一種狀態(tài)。這里主要關注的是政治自由，即公民表達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通常表現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些都是中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自由。除此以外，中國憲法還提到了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婚姻自由、通信自由。

個人自由是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1789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通稱“權利法案”，其主要內容是：國會不得制定剝奪公民的言論、出版、和平集會和請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律的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自由、生命或財產，以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民主權利。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廣為人知，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

1993年制訂的《俄羅斯聯邦憲法》亦高度強調個人自由：“人、人的權利與自由是最高價值。承認、遵循和捍衛(wèi)人與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是國家的義務”；“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不可讓與的，屬于每個人與生俱有的”；“保障每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

當代西方思想家伯林所做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qū)分，對理解自由的概念很有幫助。伯林說，堅持消極自由的人所關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我可以自由地成為什么，自由地做哪些事？”；主張積極自由的人則關心“誰統治我”，“誰有權決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應該怎么樣？做什么事？”簡言之，消極自由爭取的是不讓別人妨礙我的自由，積極自由則以做自己主人為要旨。堅持積極自由的人，不會甘做政治上的“逍遙派”，而是會通過選舉等方式參加政治活動，以圖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自己的命運。

人們選擇政府及其領導人、參與立法和行政，實際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義運用于作為整體的人群，從而形成一種集體自由。一個民族或者國家要擺脫外族、外國的奴役，決定自己的命運，就是將自由的概念用于集體，形成所謂的民族自由或者國家自由，也就是民族自決權和國家獨立權。不言自明的是個人自由的倡導者也會懷著同樣的熱情來支持民族自由和國家獨立。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爭取自由的運動同民族主義運動相融合，就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對于民族自由和國家獨立的追求并不必然增進個人自由。一方面，由于民族之間的差異和對抗，在有些情況下人們寧可犧牲個人自由，選擇一個本民族的專制君主以獲得民族自由，而不歡迎一個由外族構成的民主政府以保障個人權利；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和國家的自由權利，還可能成為專制政府恣意限制個人自由的借口。

如此看來，民族自由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可以出現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即個人在本民族、本國家內部謀求自由平等的尊嚴，與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謀求自由平等獨立是一致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之上。這時的民族主義也必然受到自由主義的限制，不至于走向對內專制和對外侵略。

第二種是以名義上的民族自由、國家尊嚴為先導，而并非以個人自由為先決條件。統治者要求國內的個人自由服從于民族和國家的自由（實際上是統治者的自由），甚至于把個人自由視作對于民族國家尊嚴的威脅，將個人自由的訴求斥責為“叛國行為”用不干涉內政原則壓制國內的言論自由。這樣，表面上的國際自由平等，就掩蓋了國內的不自由不平等。

第三種情況是民族受到外族或外國政府的壓迫，未獲得自由，而且民族內部的統治者又為自身利益而投靠外族，反過來還壓制本族內部的個人自由。這時的個體自由和集體自由雙重缺失，造成人民的深重災難。

由于當代世界上戰(zhàn)爭和暴力行為減少，而人均個人財富明顯增加，個人自由度肯定也相應增加了但是自由度的歷史比較難以量化和統計。不過，當代西方國家對世界各國經濟自由、言論自由、媒體的自由度等，都做過不少研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覽。該組織的2015年概覽稱有85個“自由國家”，59個“部分自由國家”，50個“非自由國家”。其評價尺度是否客觀，自然是眾說紛紜。

第四，公正。

公正即社會公平和正義，它以個人自由平等權利的獲得為前提，是政治的根本價值理念之一。《呂氏春秋·貴公》有言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這里的“公”，應是公正的意思。美國政治學家羅爾斯認為：“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于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正義所保障的各種權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會利益的考慮所左右。”羅爾斯的代表作《正義論》，在西方思想界關于公正問題的探討中影響很大。另一位美國學者桑德爾寫道，公正涉及的是社會如何分配收入與財富、義務與權利、權力與機會、公共職務與榮譽等等。桑德爾指出，考量公正的角度有三種，第一種是功利主義的角度，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主要指物質財富）為標準；第二種是自由的角度，主張給予每個人以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機會；第三種是德性的角度，涉及墮胎、同性戀等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問題。

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經濟領域的收入分配有關。上文提到，當代世界的財富大幅增加，貧困問題得到緩解。但是，脫貧同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無直接關聯。比如，在國民經濟高速發(fā)展的背景下，甲原先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現在每月收入增加一倍，達到200美元，超越了貧困線。乙原先月收入1000美元，現在也增加一倍，達到2000美元。從增長倍數看，甲乙之間是平等的，但兩人之間的絕對收入差距卻從原來的900美元增加到1800美元。由此看來，如果不通過稅收級差等方式調節(jié)收入分配，全社會的財富增長將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就是相對不平等的擴大。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迪的《21世紀資本論》梳理了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的40多年里，主要發(fā)達國家的資本收益同勞動收益之間的增長變化。他發(fā)現，資本收益的增長明顯高于勞動收益的增長，以此證明發(fā)達國家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有資料顯示，在1820年的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世界總財富的60％。1950年，這一比例是70％，到2010年時上升到85％。今天，世界總人口中最貧窮的20％只擁有總財富的1.5％。

最富裕的國家同最貧窮的國家人均擁有的財富之間的差距，從19世紀初的3倍，擴大到21世紀的100倍。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整體上高于發(fā)達國家，于是制造業(yè)和財富逐漸從發(fā)達國家流向了發(fā)展中國家，二者之間的財富差距在縮小。從這一意義上說，“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的現象有所緩解。但與此同時，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

經濟學上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財富分配狀況?；嵯禂狄彩且幌盗猩鐣黄降戎笜?。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各國（地區(qū)）官方與民間機構，經常按照基尼系數對各國(地區(qū))財富分配等情況進行評估。丹麥、日本基尼指數最低（即貧富懸殊較?。餐?、瑞典、澳大利亞、德國等國次之但近年來也在升高；南非、巴西、美國、中國香港、中國大陸等國家和地區(qū)的基尼系數相當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數從1820年的0.43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0.68。習主席在杭州“二十國集團”峰會開幕詞中說，“據有關統計，現在世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苯逃降?、機會均等、收入流動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數來衡量。隨著經濟收入差距的擴大，其他方面的社會不公現象也在逐漸加劇。

平等并不等于公正。建立社會的公平正義，需要建立合理的財富分配制度，努力縮小收入的兩極分化，為全民提供相對公平的獲取和占有財富的機會。

在國際社會中，“公正”也是關鍵議題之一?！按笮乙宦善降取痹谥鳈嘁饬x上是正確的，就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樣。但是在實踐意義上，大小國家、強弱國家之間的平等既不現實、也不公平。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設立，就說明國家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中國主張“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其中“公正合理”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尚待闡述。

第五，信仰。

信仰是對某種理論或概念的堅定認同或相信。信仰建立在人的主觀意識之上，任何有意識能力的人都可以具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以及文化信仰。無論是哪種形式的信仰都對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信仰既是主觀意識，就不一定需要基于客觀現實的論證，而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先驗的，在很多情況下是“非理性”的。也有的信仰是后天形成的，“皈依”的。

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常見的信仰。世界信教人口比例統計眾說紛紜，最低的說法是59％，最高的達到85％。中國大陸信教人口比例估計是11％—14％，但是不同說法也很多。什么叫“信教”，本身很難定義。近十幾年來，世界發(fā)展趨勢是發(fā)達國家信教人口比例下降，發(fā)展中國家信教人口比例上升。美國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比例高于歐洲。由于基督教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傳播，信仰基督教的非白人，比例可能很快將超過白人。據說韓國的基督教徒占到總人口的30％，高于傳統很深的佛教，韓國的海外傳教士人數僅次于美國（距離韓國很近的日本，卻沒有類似趨勢）。伊斯蘭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傳播十分成功。這些發(fā)展趨勢及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宣揚自己是揚善抑惡、愛好和平、倡導道德高尚、主張自由平等公正寬容、凝聚社會團結推動不同種族和民族相互融合、引領人類進步的。但是，宗教和教派之間卻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不能同時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只能擇一而從。

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tài)信仰一般是合一的，都想改造、建立和維護某種政治制度。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無政府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都屬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信仰的范疇。政治信仰多數具有排他性，但某些信仰體系之間是可以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有相通之處。不過，法西斯主義者可以認同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但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卻未必認同法西斯主義。

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一般同民族相聯系，于是民族信仰或國家信仰往往也是文化信仰。對于尼泊爾、丹麥這樣的小國來說談不上單獨的文化信仰。但對美國、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在客觀上產生了、主觀上也需要一種凝聚內部團結統一的民族文化信仰。

美國的民族信仰即“美國信條”和美國主流價值觀，最重要的內容是個人自由，由此引申出對民主、法治的崇尚；美國信條又從基督教信仰引申出自己是“山巔之城”“上帝選民”，有通過推進民主來領導世界的責任。

俄羅斯的民族信仰同斯拉夫主義相關聯，也同東正教相關聯，它一方面強調俄羅斯同歐洲的聯系，另一方面強調它有別于西方的獨特歷史定位。俄羅斯人相信其民族文化的優(yōu)越性，懷有某種“上帝選民”的救世主意識，要求維系一個領土遼闊、令人敬畏的中央集權國家。

對于大多數人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來說，民族信仰需要同文化傳統相一致，其特點之一是對國家統一的恒久追求。在傳統文化中，統一象征著光明與進步，而國家分裂則意味著災難和黑暗。自古至今，無論付出什么樣的代價，一統天下的事業(yè)都是受到頌揚的?！妒酚洝酚涊d了秦始皇登上瑯琊山后，立碑刻辭，其中說道：“六合之內，皇帝之土?！僳E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說過：“兩千年以來，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一直是達到大一統之下的所有中國人的團結?！币陨袣v史學家赫拉利也注意到，“不論在中國政治思想或是歷史記憶當中，帝國時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義的黃金時代?，F代西方認為所謂公義的世界應該是由各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但古代中國的概念卻正好相反，認為政治分裂的時代不僅動蕩不安，而且公義不行。”理解中國的這一國家信仰、文化信仰，才能完整地解釋中國大陸對臺灣、香港的態(tài)度和政策。

無論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還是文化信仰，其政治功能都是區(qū)別“我們”和“他們”，甚至暗含著“我們”在道德和文明方面高于“他們”。由此產生了關于“我們是誰”的“認同政治”。理解認同政治，對深化地區(qū)國別政治的研究非常重要。在中東、非洲等地區(qū)，了解人們對教派、部族、民族、種族、國家的認同和忠誠，是理解國別政治的一把不可缺少的入門鑰匙。

2.五大目標的相互關系

人類共同追求的五大基本政治價值之間，理論上應當是相互促進的，實踐上卻往往不能融洽共存。為了自由、平等、公正、信仰（或以這些價值為借口）群體之間、國家之間往往不惜訴諸武力，犧牲和平、安全和財富。個人自由與人人平等，也經常不能兼得。個人、群體、民族、國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體系，但傾向于認為自己的信仰是最崇高的、不可剝奪的。政治的團結和諧與沖突對抗，也因信仰而鞏固或加劇。

五大目標之間，可以列出十對雙邊關系。實際上，這五項之間在內涵外延上都有交叉重合，有的可以成為三角關系或多邊關系。為簡便起見，這里只分析幾對雙邊和三邊關系。

安全與財富可以相互促進，也就是和平與發(fā)展可以相互促進，是顯而易見的。習總書記指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發(fā)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fā)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fā)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wèi)國”。

反過來看，人們很容易想到貧窮與暴力的相互關聯?！肮饽_的不怕穿鞋的”，說的是一無所有的窮人，很容易訴諸暴力來表示不滿。因此，要減少暴力的發(fā)生，加強國內安全，應當發(fā)展經濟，減少貧困。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通過研究發(fā)現，政治穩(wěn)定的國家，多數是相對富裕的國家；現代化發(fā)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國內暴力事件較少。但他同時指出，貧窮與動亂之間并無必然聯系，貧困造成暴力是表面現象。其實，貧困國家想致富，走向現代化，才更容易產生暴力和動亂。亨廷頓說，動亂在20世紀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到處蔓延，是因為那里的“現代化進程過快”，想在短時間內畢其功于一役，完成歐洲和北美洲在幾個世紀里才完成的現代化進程。

另一方面，安全與財富這兩大目標，也可能產生矛盾。首先，財富是有限的，安全需求是無限的。一個國家要動用多大的物質財富來滿足自己的國防需求，即“要大炮還是要黃油”的問題，是每一個國家政府都需要考慮的問題。朝鮮是個窮國，卻花費了大量資源發(fā)展核武器和導彈武器；俄羅斯近年來經濟下滑，但卻不肯減少國防開支。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的軍費開支一度是所有其他大國軍費的總和，然而還是在本國領土上遭到了“9·11”恐怖襲擊。其次，歷史上的財富積累過程，特別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充滿了暴力掠奪、邊界紛爭和戰(zhàn)爭。大國“和平崛起”的先例不多。再次，增加財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問題。發(fā)展現代工業(yè)、農業(yè)和第三產業(yè)都需要擴大制造業(yè)和基礎設施建設，耗費大量自然資源，帶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進而危及人的安全。正如上文所說，非傳統安全問題對人類安全的威脅，已經超過了傳統安全問題。

安全與自由、公正這三大目標之間，可以形成良性循環(huán)。在一個安全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下，人身自由、經濟自由得以促進，社會公正通過民主法治得到實現，反過來又保障了國家的安全和穩(wěn)定。但是必須了解，要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必然要約束個人自由（比如對網絡的管理）；在社交媒體和其他交往中，個人權利的擴展極易產生對他人名譽、權利、自由的損害，從而造成不公正現象。

在世界政治史上，個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會不公正導致的暴力抗爭、武裝革命、國內和國際戰(zhàn)爭，比比皆是。階級壓迫、民族壓迫、宗教迫害、殖民統治，都引發(fā)激烈的反抗；統治者則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進行暴力鎮(zhèn)壓。幾十年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以暴易暴，帶來了雙方的無數傷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對抗和沖突的雙方都說自己的暴力行為是維護自身安全，追求公正和平等自由。近年來在東歐、中亞、中東發(fā)生的“和平演變”和“阿拉伯之春”，也都體現出自由、公正的訴求與國家安全穩(wěn)定之間的緊張，以及可能出現的惡性循環(huán)。

十字軍東征等歐洲和中東歷史上野蠻、持續(xù)不斷的宗教戰(zhàn)爭，凸顯了和平、安全、財富與信仰之間的關系。宗教戰(zhàn)爭背后往往有爭奪資源和財富的動機，但是近年來一些“圣戰(zhàn)組織”的殘暴行為，卻未必有明確的物質利益考慮，而是用某種信仰來蠱惑人心，達到政治目的。受到某種“信仰”驅使的極端分子，心目中只有他的“神”藐視任何其他道德標準和物質財富。冷戰(zhàn)結束后不久，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他以宗教信仰來界定“文明”，特別描繪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冷戰(zhàn)結束后重新燃起的對抗?！拔拿鳑_突論”的謬誤之處已經越來越明顯，但是亨廷頓關于宗教信仰對國際政治產生巨大沖擊的論點，仍然振聾發(fā)聵。

政治（意識形態(tài)）信仰與暴力的相關性，在冷戰(zhàn)結束前也很明顯。美國在越南進行曠日持久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造成上百萬人的傷亡，理由是“防止共產主義擴張”。一段時間內，“暴力革命”在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系統中受到推崇，主張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看法，則被批判為“修正主義”。

人們往往把自由與平等、公正相提并論其實在學理上和實踐中，三者之間存在很多悖論與不和諧之處。美國歷史學家杜蘭特說：“‘自然’對我們夢想中的自由與平等的結合付之于一笑。因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敵人?！粢乐共黄降鹊脑鲩L，就必然要犧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國那樣?！挥薪洕拍芴幱谄骄揭韵碌娜?，才會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會渴望自由；最終的結果總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償所愿?！?

為什么杜蘭特說“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他解釋說就生物學中的自然法則而言，人人生而不平等，性別、體力、智商都是有差異的。如果每個人都自由發(fā)展，而社會不對天生的弱者進行某種照顧，平等就無法實現；倒過來看，如果要實現平等就必須限制某些人的自由。

因此，弱者和弱勢群體往往主張平等，而強者要求自由。哈耶克說，個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經濟自由，其中經濟自由是第一要件，經濟自由即追求財富、創(chuàng)造財富的自由，也就是謀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不僅民主政治是個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自由的手段。但正如一些批評者所指出的，哈耶克的思想忽視了平等和公平問題，可能引向錯誤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

關于自由和平等的關系，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悖論”，認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自由如果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會‘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其他人?！杂伞炊闪恕蛔杂伞母??！遣荒苡脿奚杂蓙頁Q取平等。為了控制經濟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競爭不能達到實現經濟平等的目標。因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偃缱杂墒チ耍敲丛跊]有自由的社會中也不會有平等?！绷_爾斯提出的正義原則，概括起來是：第一，每個人都應有平等的自由權利；第二，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在公平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官職和職位。這兩項原則給人的啟示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必須公平地安排權利和利益的分配。

在現代世界政治中，左派主張維護社會中下層利益，創(chuàng)造更為平等的財富和基本權利分配，而右派支持建立在經濟自由、財產私有之上的市場經濟。更簡單地說，即左派強調平等，右派強調自由，而左右兩派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公正而理性的。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分歧，歐洲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的分歧，都可沿此思路而展開。

3.研究五大目標的意義

首先，研究五大目標，有助于區(qū)別政治的目標和手段。安全、財富、自由、公正、信仰，是政治的終極目標，而其他為人熟知的中心概念，包括權力、民主、法治、秩序、制度等等，以至國家本身，都是達到這幾個終極目標的過程、手段和方式。這樣看問題，并非想抹殺權力、民主、法治等主題的意義，而是想說明它們服從、服務于一些更具根本性的目標，破除對權力、民主、法治的某種迷信。

在中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政治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在階級社會中一切政治斗爭都是圍繞著國家政權問題展開的。按照上文的分析，這一觀點是錯誤且有害的。國家和政府服務于安全等政治終極目標，而不是相反。毫無疑問，“權力”特別是國家政權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掌握一定的權力，才能從事和影響政治。但是“獲取權力”并非政治組織和從政者所宣稱的最終目標。無論是希冀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黨、革命者還是當政者或民主政體中的在野黨派，無論其內心怎么想，都不會把“我要奪權（掌權）”作為自己的革命運動或競選活動的最終目標，而是把維護安全穩(wěn)定、發(fā)展經濟、保障社會福利、促進自由公正、踐行信仰等等，作為奪權或繼續(xù)掌權的目標，以獲取大眾的支持及合法性。

民主是表達個人自由意志的一種方式，法治是實現公正的一個手段。在古代社會，自由和公正也是政治目標，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得到某種程度的實現，但卻不是通過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和法治實現的。從理論上說，如果有民主以外的方式能夠更好地實現政治自由，有法治以外的手段能夠更好地實現社會公正，就可以擯棄民主和法治。在當代世界政治中，這個理論假設似乎不能成立。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考察，驗證或證偽這個假設，而不是先驗地堅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正如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所說，“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它本身不足以成為目的；民主方法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精英人物通過競相獲取人民選票而得到做出決定的權力”。熊彼特還說，“沒有哪個社會容忍絕對的自由，即使是宗教信仰自由或言論自由；民主方法不一定比類似環(huán)境下的其他政治方法能保證更大的個人自由”。

其次研究五大目標有助于進一步理解世界政治中的多樣性和同一性。全球化趨勢加強了各國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滲透，而信息化趨勢下的認同政治則突出了它們之間的區(qū)別和多樣性。各國政治都追求上述五大目標，但推進的重點、實現的方式和步驟會有很大不同。古代世界及至20世紀中葉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奴役、專制、酷刑等等，不僅普遍存在，而且在許多社會被視之為合理合法。當今世界，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已成為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則，盡管其實現方式多種多樣。

這里的難題在于，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和日本來說，雖然建立了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但在諸如移民和難民涌入（歐洲、澳洲）、族群和宗教多元化（美國）、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日本、俄羅斯）等新的挑戰(zhàn)面前，普遍存在“再民主化”的艱難選擇；對于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推翻現政府的暴力革命基本上失去了合法性，以街頭政治為工具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無法使民主法治一蹴而就（特別是在多族群國家），西方式民主的“榜樣”光輝褪色，經濟發(fā)展速度下降，政治轉型更為艱難。

第三，研究五大目標有助于將區(qū)域和國別政治研究與國際政治研究加以有機地結合。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指出，在當今時代，已不可能只談“國家的發(fā)展”：“在政治學中，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明顯的分支。前者涉及國內發(fā)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國家之間的關系。但現在，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越來越被當作一個綜合體?！碑斀窀鲊恼渭液蛻?zhàn)略家普遍面臨著中國人所說的“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入互動所帶來的挑戰(zhàn)，對外關系和國內政治越來越相互牽制。國際戰(zhàn)略問題的專家往往對地區(qū)國別政治不甚了了，而地區(qū)國別政治的專家通常對國際戰(zhàn)略全局和本國總體外交需要理解不深。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解釋區(qū)域國別政治方面在解釋“伊斯蘭國”、中東亂局、暴恐活動、烏克蘭危機和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早已捉襟見肘。創(chuàng)建新理論來解釋如此紛繁復雜的國際現象，絕非我力所能及，只想在研究實際問題時摸索出一種新的分析框架?！懊裰骱推秸摗薄拔拿鳑_突論”和一些建構主義分析框架，盡管各有不足，但都把國內政治、認同政治和國際關系相連接，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國際秩序中的公正問題，中國、俄羅斯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早已提出，主要針對的是西方霸權。但在何種國際規(guī)則更為公正合理方面，還需要建立更充足的學理依據。

第四，確定世界政治中的若干終極目標，也許有助于對各國政治進行比較研究，確立“成功國家”和“失敗國家”的衡量標準。福山心目中的良好的現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國家由強大的國家、法治、民主負責制所組成。福山稱贊丹麥說，它“是個具有良好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神秘國家它民主、穩(wěn)定、熱愛和平、繁榮、包容、腐敗極低?！痹谖业闹笜梭w系里，丹麥在安全（和平）、財富（繁榮）、自由（包容）、公正（基尼系數低，腐敗少）信仰（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路德宗）這五個方面也都比較成功。不過，仔細觀察可以發(fā)現，丹麥（以及日本、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等基尼系數最低的國家）的特殊性不僅在于它的制度，還在于它是單一民族國家，對吸收外來移民采取十分謹慎的態(tài)度（丹麥人約占95％，外國移民約占5％）。假設丹麥大量吸收外來移民，尤其是歐洲以外的移民，而在福山所說的國家制度方面保持不變，它還能如此成功嗎？我很懷疑。

用五大目標來衡量，一個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國家應當是：（1）沒有嚴重的外部安全威脅，國內政治穩(wěn)定，暴力犯罪率低；（2）國家和民眾都比較富裕，經濟穩(wěn)步增長；（3）公民的自由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個人自由同民族、國家的自由相一致；（4）公民之間貧富差距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中得到較好體現，社會不公能夠通過法律和政策調整得到矯正，抑止官員腐敗；（5）國家有相對統一的信仰體系、道德準則和主流價值觀，同時包容少數人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對國家認同度高。這就是所謂“良治”的國家。

應當承認，任何一個指標體系都無法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政治，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各個國家的觀察者在看其他國家的時候，都難免帶著自己認為適合的標準。比如，美國人習慣用自由、民主、多元化的標準衡量他國；歐洲人除法治標準外，對公正（通過社會福利體現）情有獨鐘；一些伊斯蘭國家把宗教信仰寫入國名和憲法，表示它高于一切；非洲人對于種族之間、國家之間的平等和國家道路的自由選擇十分敏感。中國人衡量其他國家的優(yōu)劣，除了它們的對華態(tài)度以外，主要看其政治穩(wěn)定、經濟增長，而非政治制度、信仰體系、人權狀況、基尼系數或其他指標。

從政治哲學意義上來看，能達到五大政治目標均衡實現的國家，是最完善的“理想國”。但在實踐中，國家將政治終極目標中的哪一個或哪幾個置于更為優(yōu)先的地位，是隨著國內外環(huán)境和執(zhí)政黨及其領導人的政治傾向而不斷變化的。世界各國、各區(qū)域政治目標的轉換及其相互影響，使國別區(qū)域研究內容更加豐富，更加充滿趣味。

以中國為例，在“思想掛帥”的時代，頌揚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政治意識形態(tài)信仰的地位極高；在改革開放時期，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維護社會和諧，安全與財富兩大主題凸顯。著名的“白貓黑貓論”，指的是一切工作要從有利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出發(fā)，也可以理解為發(fā)展經濟、增加財富，一時優(yōu)先于其他政治目標。1993年，中共中央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體現了當時的政治重點。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這一原則逐漸受到質疑。經過多年討論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做出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調整。直到今天，這一兩難問題仍然沒有能完全從指導思想上得到解決，同時還出現了更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十八大以來，再一次出現微調。強調的是高揚政治信仰的旗幟，增強政治安全、政權安全，而不再強調“一切要有利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

美國國內的政治主題或目標也是不斷變化的?！?·11”事件以后，美國政治關注的中心一下子轉到了國家安全問題。2008年爆發(fā)金融危機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國家政治的重心調整到經濟復蘇、增加就業(y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2016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凸顯收入不平等、社會公正缺失的主題。美國學者福山指出，“這次選舉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幾十年過去了，美國民主終于開始回應與大多數人都相關的不平等擴大化和經濟停滯問題。‘社會階級’這個主題重回美國政治的中心，壓倒了那些在近幾次選舉中占據核心的議題（種族、族群、性別、性取向和地域）。”福山從美國政治主題的這一調整中，看到了美國民主涅磐重生的新希望。社會不平等問題成為美國政治的重心，勢必將影響其國內政治目標調整的幅度和方向。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公布后，一個在英國生活了多年的中國大陸學者在私人通信中感慨道，這是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政治一體化帶來分配不均，引起得益不多者和擔心國家主權和民眾自主權被削弱的民眾聯合起來，投票造反的結果?？梢哉f，英國和歐洲今天的政治目標，涉及更多的是利益分配不公，以及民族認同和文化信仰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經濟發(fā)展的緩慢，或者公民自由的缺失。

最后，研究五大目標及其相互關系有助于深入了解當代世界政治的發(fā)展趨勢和時代特征。上文提到，國家間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已逐漸遠去（盡管這一趨勢并非不可逆轉），極端主義驅動的暴恐行為和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造成的威脅愈發(fā)突出；全球范圍的貧困問題有很大緩解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同發(fā)達國家間的經濟和財富差距在縮小。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迅猛發(fā)展，冷戰(zhàn)結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趨勢，使各國人民獲得了更大的經濟自由、遷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盡管許多國家的自由度還有待提高。簡而言之，安全（和平）、財富（發(fā)展）、自由這三大難題雖然仍舊突出，但總體上呈現緩解趨勢。

于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中引發(fā)最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集中在社會平等、公正的領域，民粹主義應運而生。與此同時，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大規(guī)?？鐕泼窈痛笈楷F的難民，使幾百年來在地理上相互隔絕、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并不情愿地相鄰而居矛盾叢生，社會治理越來越困難。一些國家內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侵蝕著國家團結和社會凝聚力，族群、教派間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傾向更加嚴重；社交媒體的發(fā)達，個人權利意識的膨脹社會公德的缺失，更威脅著這些國家內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不難看出，同“安全”“財富”“自由”相比，當前世界政治中“公正”的缺失與“信仰”引發(fā)的矛盾，顯得愈發(fā)嚴重而突出。

在這種新環(huán)境中，“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時代主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fā)生了變化。在中國的政治背景下，“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時代主題”同“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屬于相輔相成的同一套話語系統，其政治正確性毋庸贅言，亦不容置疑。同時，世界政治的多樣性和新趨勢，需要其研究者開拓視野，關注和平與發(fā)展之外的其他主題，尋求綜合分析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