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一年以后，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一個多月以后的西安事變，是中國革命時局轉換的樞紐性節(jié)點，是中國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柳暗花明開新局的歷史性機遇。然而，西安事變的發(fā)生與和平解決，是與以為領袖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適時進行政策和策略的調整分不開的，是與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人識機、造機、握機和奪機艱苦卓絕的努力奮斗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在長征中確立以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沒有經過長征鍛煉而使我們黨在理論、路線、政策、策略上走向成熟，西安事變非但不能成為我們黨和中華民族命運的轉機，反而會成為一場災難。

　　一、慧眼識機詩言志，開創(chuàng)革命新局面激情滿懷

　　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寶。最早認識并陸續(xù)提出這三寶的是。但不幸的是，從建黨之初到遵義會議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長期處于被排擠的地位。而在黨的幼年時期，先是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后是在李立三、王明等左傾關門主義路線主導下，黨和紅軍幾度瀕臨生死存亡的關頭。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才確立了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1935年2月，紅軍在婁山關打了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發(fā)出“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豪言壯語。婁山關戰(zhàn)役之后的半年多時間里，經歷和戰(zhàn)勝了三大挑戰(zhàn)，即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自然地理和生存環(huán)境的空前惡劣，以及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行徑，一度使的心態(tài)進入最憂郁的時期。

　　1935年9月，率中央紅軍主力到達甘南哈達鋪。一向把報紙作為戰(zhàn)略情報來源的，命令偵察連長梁興初把近期的報紙找來。從報紙上刊登的一則國民黨圍剿陜北紅軍的消息中，判斷出陜北地區(qū)有成規(guī)模的紅軍和根據地，并迅即提議中央政治局召開有小遵義會議之稱的榜羅鎮(zhèn)會議，確定了長征的落腳點，結束了在軍隊圍追堵截中飄忽不定的局面。在從甘南到陜北700里的行軍作戰(zhàn)過程中，一掃胸中多年積壓的霧霾，心情、心境進入有生以來的最佳狀態(tài)。有1935年10月一個月內連續(xù)創(chuàng)作3篇詩詞佳作為證。先作《七律·長征》：“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去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這首詩熱情謳歌了黨和紅軍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革命必將取得勝利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再作《念奴嬌·昆侖》：“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huán)球同此涼熱?！弊宰⒄f，這首詞的主題是反帝。詞中以經天緯地、主大地沉浮的豪邁，抒發(fā)了推翻帝國主義統(tǒng)治，建立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和無敵氣概。進軍陜北途中，紅軍接連粉碎敵軍的阻截進攻，登上六盤山，陜北在望，長征勝利在即，又作《清平樂·六盤山》：“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自注說，這首詞中的“蒼龍”是指。

　　從1927年上井岡山算起，圍剿紅軍已達8年之久。以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是黨和紅軍生存發(fā)展的最大威脅。詞中隱喻著降龍伏虎、打倒的堅定信念。創(chuàng)作上述三首詩詞3個月后，率領紅軍東征途中所作的《沁園春·雪》，1945年9月在重慶發(fā)表以后，以曠古未有有霸氣震驚了營壘。其實，詞中“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指的是當年準備依托陜北干出一番大事業(yè)的中國及其領導下的紅軍。

　　一生留下詩詞100首上下，正式發(fā)表的不到40首。上述4首是正式發(fā)表的詩詞中的精品。詩言志。在敵強我弱的險惡環(huán)境中，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接連創(chuàng)作出大氣磅礴的千古詩句，正是黨和紅軍進入轉折轉運階段對中國革命勝利前景的高瞻遠矚。

　　二、悉心造機用法寶，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殫精竭慮

　　1935年9月，就是率中央紅軍過草地、爬雪山、戰(zhàn)頑敵到達甘南之際，赴西安成立“西北剿總指揮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驅使擁有20余萬人的東北軍和10余萬人的西北軍圍剿不足萬人的工農紅軍。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險惡，但卻洞察了化敵為友的希望和契機。經過分析認為，身背不抵抗罵名、飽受日寇羞辱的張學良和東北軍，與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與中國則無怨無仇，圍剿紅軍并非本意。把東北軍推向圍剿紅軍第一線，顯然是一箭雙雕的毒計：借東北軍之手剿滅紅軍，除心頭之患;借紅軍之力打殘東北軍削弱異己。因此，和紅軍與張學良和東北軍，極有可能在反蔣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國上達成共識。張學良和東北軍，乃至非蔣嫡系的西北軍，是給送上門來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

　　進軍陜北途中，面對東北軍的圍追堵截，強調了兩條原則：一是干凈利落的殲滅戰(zhàn)，從戰(zhàn)斗力上給東北軍以精神震懾;二是加強對東北軍的抗日救國宣傳，從政治上給東北軍以精神瓦解，并親自部署、指揮了全殲東北軍109師的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1935年11月初紅軍到達陜北后，先是果斷剎住了陜北紅軍正在進行的“肅反”運動，下令“停止抓人，停止殺人，一切由中央處置”，營救了被關押、待處決的劉志丹、習仲勛等一批西北紅軍的高中級指揮員。隨即便以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為目標，以主要精力思考和籌劃黨的政策和策略的調整及轉變。1935年11月，撰寫并發(fā)布了《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告圍攻陜甘蘇區(qū)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等一批重要文告，申明黨和紅軍的政治主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著重討論研究了提出的黨的軍略方針和軍事戰(zhàn)略問題，通過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中央關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兩個決議。瓦窯堡會議的重大意義在于，以決議方式把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確定為全黨全軍的指導思想，又以決議的方式賦予在紅軍戰(zhàn)略指導上的最高和完全的權力。瓦窯堡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在黨的活動分子大會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的報告，系統(tǒng)闡釋了黨的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總政策，以及猛烈擴大紅軍、猛烈擴大根據地，以發(fā)展求鞏固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

　　瓦窯堡會議前后，主持操辦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李克農為秘書長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并對黨在全國范圍內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進行了總體布局。對東北軍的工作抓得尤為細微和到位。例如，他多次指示要優(yōu)待感化被俘的東北軍官兵，特意批準釋放了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元，通過高福元轉達等對張學良的問候和希望。高福元深為中國抗日救國的大義所感化，成為黨中央與張學良接洽的第一聯(lián)絡人，很快促成了周恩來與張學良的談判。從1936年2月起，東北軍與紅軍停止了敵對行動。高福元后來秘密加入了中國，很可惜，西安事變后被殺害了。

　　第二件大事就是東征山西，討伐閻錫山的晉綏軍。出兵山西的思想是1935年11月形成的，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是瓦窯堡會議期間下達的。當時黨內軍內不少領導同志對為什么東征、能不能東征的認識比較茫然。曾多次陳述東征的理由，為了貫徹猛烈擴大紅軍、猛烈擴大根據地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壯大對日作戰(zhàn)的基干力量，為了避免與化敵為友工作對象的東北軍作戰(zhàn)，為了打開赴華北對日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通道，在山西建立抗日前進基地，為了懲罰擁蔣媚日，陳兵5個旅圍剿紅軍的閻錫山集團，用兵山西是必然也是最好的選擇。大家對陳述的東征理由是認可的，但是對率領幾千人的紅軍部隊，去進攻數倍于己的晉綏軍是否有勝算，還是捏著一把汗。而卻對東征信心滿滿，東征前夕創(chuàng)作的絕世佳作《沁園春·雪》，體現(xiàn)了他藐視強敵的必勝信念。東征從1936年2月20日開始，5月5日凱旋，歷時75天，取得了痛快淋漓的勝利。是役殲敵7個團，俘敵4000余人，擴大紅軍8000多人，籌款30多萬大洋，在20多個縣播下抗日火種，迫敵撤回入陜剿紅的5個旅，完全實現(xiàn)了東征的戰(zhàn)略目的。東征作戰(zhàn)的勝利，進一步確立了作為最高軍事統(tǒng)帥的權威地位。

　　根據形勢的發(fā)展變化，在東征凱旋當日調整了對蔣政策，由“反蔣抗日”變“迫蔣抗日”，公開向提出建立抗日聯(lián)合陣線的建議，并聯(lián)合朱德向全國發(fā)出《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此時的幾乎全身心投入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宣傳動員，其中最為繁忙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信和發(fā)電報。對象包括及其嫡系的軍政委員，馮、閆、桂系和所有實力派的高級將領，宋慶齡、魯迅等等社會名流，各民主黨派的領袖級人物，全國各地高校的知名活動分子……基本上是社會各領域全覆蓋。對化敵為友重點統(tǒng)戰(zhàn)對象張學良及東北軍諸將領、楊虎城及17路軍眾官長，還起草、公布了《中國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xié)定草案》等一批公開文書。這些信件和文書，以誠懇的態(tài)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個性化語言，打動了許多人的心，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起到了巨大的動員作用。從1936年下半年始，全國范圍內的抗日救國浪潮異常高漲，各地出現(xiàn)擁護和宣傳中國主張的報刊達30多種，各大城市街頭抗日游行示威活動此起彼伏，一些旨在保存實力的實力派將領也產生了抗日萌動，南京政府內部也分化出“聯(lián)日反共”和“聯(lián)共抗日”根本對立的兩派觀點。

　　三、巧運籌握機奪機，為謀求西安事變的光明前途只爭朝夕

　　1936年秋，派嫡系胡宗南等率10萬大軍進入西北，取代剿共消極的東北軍和17路軍進行剿共作戰(zhàn)。面對其勢洶洶的胡宗南，一邊以徐向前的名義致信胡宗南，以黃埔同學情誼宣傳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邊精心籌劃對胡作戰(zhàn)。1936年11月20日凌晨5時，給一線指揮員彭德懷發(fā)電，分析判斷胡部主力有途徑山城堡的可能，建議集中兵力前引后擊，截殲其1個師。后敵情有所變化，又于當晚11時發(fā)電彭德懷，要彭集中全力放手作戰(zhàn)。21日凌晨，紅軍向進入山城堡地區(qū)的胡宗南部1個旅又1個團發(fā)起進攻，殲滅其1個多旅，取得山城堡戰(zhàn)役的重大勝利。胡宗南部被迫后撤，粉碎了國民黨對陜甘寧根據地的進攻。

　　聞訊胡宗南剿共受挫，便于1936年12月初帶一幫軍政大員飛抵西安，給張學良、楊虎城下達最后通牒：要么立即發(fā)兵剿共，要么撤出陜西，東北軍去福建，17路軍調安徽，騰出地盤由蔣氏嫡系接防滅共。張學良、楊虎城被逼無奈，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逮捕了，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對于以為領袖的中國來說，西安事變的必然性和突然性兼而有之。經過黨中央和對張、楊及其所部長達一年的政治統(tǒng)戰(zhàn)和思想引導，聯(lián)共抗日已成為東北軍和17路軍的共識;然而張、楊采取如此暴烈方式逼蔣抗日，還是有些出乎意料。必然也好，突然也好，西安事變消息傳來，立即預感到黨和紅軍轉變命運的機遇來臨，于是便擱置了手頭幾乎所有的工作，包括差“戰(zhàn)略進攻”、“軍隊政治工作”兩章沒有寫完的《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全身心投入西安事變的善后處理之中。

　　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會議，首先發(fā)言，為西安事變定性，指出這是革命的、進步的、正義的行動，要給予堅決全力的支持。同時針對事變后可能出現(xiàn)的嚴峻軍事政治形勢，尤其是張、楊所部面臨的戰(zhàn)爭威脅，提出了具體的應對措施。會議接受張學良的請求，派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工作組赴西安協(xié)助張、楊處理善后，并向張、楊轉達了和黨中央的意見建議。

　　一周以后即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專題會議。又首先發(fā)言，具體分析了西安事變后面臨黑暗與光明、失敗與勝利兩種前途命運，著重提出爭取光明與勝利前途應實行的政策和策略。指出，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置張、楊的抗日主張于不顧，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使大敵當前的中國陷入更大范圍的內戰(zhàn)，是黑暗、失敗的一面。這次事變促使抗日與親日的進一步分化，抗日陣線更為擴大，是光明、勝利的一面。我們應堅定站在抗日立場上，打擊黑暗面，發(fā)揚光明面，幫助西安方面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反對內戰(zhàn)，要求和平，奪取勝利。還指出，可能結束內戰(zhàn)的有六種力量：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這六種反內戰(zhàn)力量聯(lián)合起來，使內戰(zhàn)結束，變國內戰(zhàn)爭為抗日戰(zhàn)爭。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這一天，將會議精神連向有關方面發(fā)出14封電報，其中給周恩來發(fā)了11封。周恩來在與方面的談判和交涉中，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落實了黨中央和的意圖，迫使與張、楊達成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的口頭協(xié)議，西安事在通往光明、勝利的方向得到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三次專題會議，由作關于西安事變和我們的任務的主題報告。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黨當前任務的重心是鞏固西北根據地，擴大紅軍和蘇區(qū)，改造東北軍和西北軍，做好全國范圍內的群眾發(fā)動和組織工作。同時，根據他所了解的，分析了西安事變后可能面臨的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強調要特別加強對國民黨上層的工作，督促國民黨3個月后召開抗日救國大會。

　　不出所料，回南京后即扣留了張學良，對承諾也有所猶豫和動搖，一度導致了形勢的嚴峻兇險。國民黨親日派與抗日派的矛盾，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西北軍的矛盾、東北軍內部主和派與激進派的矛盾，國民黨堅持滅共方針的右派與主張聯(lián)共抗日左派之間的矛盾，多已接近激化的邊緣。而這些矛盾一旦激化，放任打內戰(zhàn)的力量占上風，勢必導致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勝利成果化為泡影。為了落實和擴大西安事變的勝利成果，黨中央和委托周恩來作為與談判的總代表，敦促兌現(xiàn)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的承諾。則夜以繼日地激揚文字，以和國民黨上層以及能夠影響國民黨上層的人物為重點，以通電、書信等形式進行正面引導。與周恩來之間，每天都是電報頻頻，通報情況，共商對策。在黨中央和的努力下，國民黨接受了關于召開抗日救國大會的建議，于1937年2月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商討救國大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向國民黨提出了“擁蔣抗日”五項國策建議和的四項保證。五項國策建議的核心是停止一切內戰(zhàn)，集中國力，一致抗日;四項保證的主要內容是停止武裝反對國民黨的方針，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提出的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曾在黨內有所爭議，但是適當的妥協(xié)贏得了多數與會者的同情和支持。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一系列決議中，雖然有一個《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但提法由武力剿共變?yōu)楹推饺芄?，實際上接受了中國提出的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國民黨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和趁熱打鐵，步步緊逼，通過歷時半年之久的與的直接談判及間接談判，以及海量的聯(lián)蔣抗日、擁蔣抗日的艱苦細致的外圍工作，終于迫使于1937年8月22日發(fā)布了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12月又同意將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至此，提出的中國主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局面大體形成，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迎來了人民軍隊大發(fā)展、抗日民主根據地大開辟的新局面。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80年前，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僅有3萬多人，部署圍剿紅軍的部隊超過60萬人。如果沒有對政策和策略的調整，紅軍在人財貧瘠的西北地區(qū)進行反圍剿作戰(zhàn)，取得勝利豈不要等到猴年馬月?因此，從1935年10月到1937年8月近兩年時間里，從拿起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法寶到“反蔣抗日”—“迫蔣抗日”—“聯(lián)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的政策和策略調整，以及識機、造機、握機和奪機的敏銳與果斷，實現(xiàn)黨和紅軍命運的大轉變，個中體現(xiàn)的雄才大略和超群智慧，給后人留下多層面的思想啟迪與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