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汝祥老師的新書自序，與大家火熱分享。 沒有自我的否定與顛覆，就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的獨立與尊嚴！我相信，每天都會發(fā)生下面這樣的事，無論是做老板的，還是做員工的，我們如何面對？ 一個員工離開了公司,原因是他覺得他的上級并沒有做到公司提倡的,所以,當他遲到的時候,上級處罰他,他就公開頂撞上司,他的理由是: “我不介意有人當面一套，背地一套，因為是人就難免這樣，但那是你們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不會侵犯到我的原則和利益。但是！如果用規(guī)則來約束我，我需要的是一個公平的平臺，即人人平等，如果你領導犯錯可以不接受處罰，我就不能夠接受處罰，除非你告訴我領導就是規(guī)則的制定者，可以不執(zhí)行規(guī)則,而被領導就是規(guī)則的執(zhí)行者，那，我無話可說。” 作為一個咨詢師，同時也作為一家公司的經營者，我碰到了大量這樣的人和事，每當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對這樣的事件時,我覺得心底里無比的悲哀。想想十年前自己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的時候,自己五年前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作的時候,不也這樣嗎?之所以離開,不僅僅是由于我對工作體系的失望,更在于當時領導我的人無能之極,說一套,做一套,讓我無法忍受。 我在想，如果當時的國家計委，當時的北大光華，我碰到的是“劉備”這樣知人善任的“領導”，我會離開嗎？而如果不離開，今天的我會是什么樣？同樣，我在摩托羅拉公司工作的時候，我的老板是很好的呀，我如果因為他們對我好，而不離開到美國上學，那今天又會是什么樣？ 一個人的命運是由他的領導決定的嗎？誰對下崗職工的命運負責？ 想到這樣的假設，我不禁感到一絲后怕。因為這幾乎意味著，一個人的命運基本上是由他的直接領導決定的，無論我們所奉獻的體系是不是正確的，哪怕所制定的原則與規(guī)則是錯的，只要管我的領導“知人善任”，我就高高興興地服從。否則，哪怕所制定的原則與規(guī)則是正確的，只要領導差勁，那我一樣要離開。 我在想，如果過去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國營企業(yè)領導，如果每個人都象劉備這樣“知人善任”，那么，還會有那么多人離開國有企業(yè)，出來打工出來賺錢嗎？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到，到目前我們中國還有一個地方，仍然在實行人民公社，每天農民仍然集體出工，仍然在計工分，個人仍然沒有資產，連房子都是集體蓋的。 電視在演的過程中，我感覺心里涌起陣陣冷顫。在我的印象中，人民公社早就死了，那是一個剝奪個人自由，違反經濟天性的“烏托邦”，可為什么在體制上已經證明完全失敗的人民公社，仍然在活著？ 答案是，有一個好領導，他一心為群眾，他在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對外經營著人民公社，但對內，一切仍然是人民公社的集體管理！ 之所以我心里會涌起陣陣冷顫，是因為我在想，如果這個領導那一天“失常”或犯重大錯誤，甚至死亡（死亡是一定的），而他的兒子又無法象他一樣知人善任，那這些人民公社的社員怎么辦？ 我們無數的國有企業(yè)的員工下崗為什么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以我的角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假問題，這么多農民工都能夠活下來，為什么國有企業(yè)倒閉了人反而活不下來了呢？排除很少一部分已經年老體弱的員工，大部分員工應當高興才是呀，因為外面的體制比國營企業(yè)好多了！ 但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不是！相當多的下崗職工都是正當年，相當多的下崗職工不是選擇找市場，卻選擇了找政府！我在想，如果早的時候，這些國有企業(yè)的領導要都差勁點，這些員工都忍受不了他的領導，沖冠一怒，走人！那今天他們會如何？ 我保證，那些主動離開國有企業(yè)的員工，大多活得很好。這樣一想，那些知人善任的國有企業(yè)的領導，豈不是里外不是人?難道他們真應當對今天下崗職業(yè)的貧困生活負責？ 一個成年人的責任是什么？自由選擇并不是自我放縱的借口！ 我覺得，如果存在著自由的職業(yè)選擇的時候，任何時候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應當由每個人自己負責。我們是成人，成人的意思就是上帝給了你自我負責的能力！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我們每一個成人都不應當把這個權力交給任何人。 這樣一想，我們就突然發(fā)現作為一個成年人，責任到底是什么？――上帝讓成人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把選擇權交給了你，但選擇的標準并沒有給你，這才是責任的真正含義，否則，成人自我負責，不就成了每個人自我放縱的借口了么？ 我們是成人，我們對自己負責，但責任的標準仍然在“上帝”手中（否則，人不就成了上帝？），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神性”，仍然是我們之所以成為人的根本價值！ 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為人有人性。而人性之中，其實包含著兩個相反的方面，一個是“神性”，一個是“魔性”或“獸性”。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者說一半是人，一半是獸，我想，這是一個誰也無法回避的本性。 既然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誰比誰好多少？在表面對你好的背后，誰知道背后是什么？所以，當我們衡量自己的選擇的時候，就不應當以自己的領導為標準，確認他做的如何。因為如果我們的判斷依賴上級，那么我們實際上就是一個依賴于上級的人，哪有什么標準？ 做一個商人最基本的標準是什么？市場經濟最根本的標準，就是公平競爭，平等交換，那是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體現。任何一個成人，只要你進入公司就要記住一點，企業(yè)中存在各種問題，無論是老板不懂管理，還是同事不配合，無論是產品質量有問題，還是市場不景氣，都不是你不提供結果，不創(chuàng)造價值的理由。你提供價值，只與市場經濟中的平等交換有關，你拿了一份工資，你就要提供相應的結果，這與任何一個人包括領導者的無能無關，只與一件事有關，那就是你拿了工資，就要提供相應的結果或價值，平等交換，天經地義！ 這就象一個優(yōu)秀的職業(yè)球員，無論踢球報酬多少，也無論教練同事有什么問題，都不是你不好好踢球的理由，你認真踢球只與一個原則有關，那就是你是職業(yè)球員，只因為觀眾只有一個要求：請給我結果！ 也許有人會說，那我們提供結果，提供價值，很大程度是與領導有關的呀，他做得不好，會影響我們提供價值呀？是呀，就象裁判不好，當然會影響踢球，但什么是職業(yè)化？所謂職業(yè)就是哪怕環(huán)境再惡劣，我們也要盡力踢好球，領導再差，我也要盡力追求結果。我們并不是裁判或領導手里的機器，我們是有著主動追求能力的人！ 我想，這就是職業(yè)化，職業(yè)化的本源，職業(yè)化所遵循的是市場經濟價值平等交換原則――我們努力工作只與結果交換的市場經濟原則有關，與任何人無關。 堅決服從某個人是奴性，可堅決服從規(guī)則卻是一種美德 所以，我覺得堅決服從某個人是奴性，可堅決服從規(guī)則卻是一種美德。在規(guī)則之下，在邊界之內，才有所謂的自由！為什么市場經濟首先在西方建立，而不是在我們這樣的文明古國建立？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基督教傳統對制定規(guī)則與服務規(guī)則的強調。 大家都知道，在基督教中，人生而有罪，所以要相信制度而不要相信人！而制度的背后又是什么？并不是所有制度都是合理的，合理的制度是那些符合規(guī)律的“約定”。 當基督教說人是不可以被相信的，只有“約定”――制度才是可信的，這個約定并不是隨便制定的約定，而是人與上帝之約――只有神，才能提供值得依賴的符合規(guī)律之約！“上帝之約”要說的，不要相信與“人間英雄”的約定，無論這個人多么偉大，而要相信超越人間英雄的“神性”原則與規(guī)律。由此，西方社會就獲得了一個支點，一個與市場經濟組織相一致的個人主義――既有個人選擇的尊嚴，又有遵守“約定”的組織人格,這就是現代市場經濟精神的起源！ 由此我們發(fā)現，市場經濟的財富積累與競爭并不是倫理道德層面的對或錯，也并不需要依靠人與人之間的好惡作主。市場經濟的財富積累與競爭是“神性”層面的對或錯,要以原則或規(guī)律作主。亞當斯密關于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會通過一個競爭本身的結構因素使社會利益最大化,事實上只不過是從經濟學上證明了神性的存在――這個“競爭本身的結構因素”，就是自由競爭，公平交換，就是不依賴于任何人的規(guī)律。 “神一般偉大的規(guī)律性”，就是“神性”！ 柏拉圖說過：“若神不在，一切皆無”。當我們講“神性”的時候，無非是在說，這個社會存在著一些不言自明的原則，存在著萬物均不可違背的規(guī)律。所謂時勢造英雄是也！我們每個人的成功，從根本上講，不過是對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遵守的過程，沒有了內心深處對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遵守，我們還有什么？ 所以，我們每個人內心對人類自然法則和價值公理的追求既是我們奮斗的動力，也是我們苦難的來源。我們之所以痛苦的原因，因為我們是人，是人就會犯錯，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永遠正確，永遠不錯，所有的成功都是對規(guī)律遵從的結果。 這樣我們就懂了，任何領導都不能夠代替原則與規(guī)律，領導做錯，并不是我們犯錯的理由，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或不那樣做，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這件事是不是符合事情本身的內在規(guī)律。由此，我們每個人才能獲得獨立，自尊，責任，權利與義務，因為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并不是為哪一個人工作，而是我們每個人對自我價值的承諾—－如果沒有規(guī)律遵從，那么個人價值就不復存在！ 我們在最近幾百年的落后，是文化，體制與思維邏輯方式的落后 正是規(guī)則這一點上，問題就出來了。中國式的自由往往是相反的，因為中國式的自由是兩個極端的自由。一個極端是“水滸式”或“孫悟空式”的自由，是破壞規(guī)則，找規(guī)則漏洞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下，我們崇尚的英雄，自然大多也是水滸式的――在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幟下，以江湖義氣代替人文規(guī)則，在對仇家報復的時候，“連殺一十三口”、在大街上“殺人如麻”，同樣是英雄壯舉！ 中國式自由的另一個極端是“自我修煉”式自由。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尋求解脫，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這種超越于現世追求完美的心態(tài)下，要么是一事無成墮落為“憤怒青年”，要么是大徹大悟成為先知不問世事。 為什么會這樣？源頭在于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文化。農業(yè)文化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民沒有原則”。我們想想，農業(yè)要受到天氣的影響，農民就被天氣擺布，看天吃飯，聽天由命，被天氣擺布的人怎么會有原則？沒有原則，所以就認為“有用就是好的，沒用就是不好的”。這就是中國文化中權謀文化、實用主義文化的起源。 農業(yè)文化的另一特點是“農民天生喜歡多元化”，我們也想想，農業(yè)既然受天氣的影響，那么，靠天吃飯，靠不住怎么辦？所以，就要兼業(yè)――不僅種糧，還要抽空打獵，還要哺養(yǎng)牲畜，還要學會手工編織，甚至還要學會做些糧食深加工，如做些食品去賣之類。結果是什么都會，但又都只會一點，沒有真正的專注與專業(yè)。這就是中國文化中多元化思想與中庸辯證法思想的源頭。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優(yōu)秀的東西，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可以用簡單的小農思想可以概括的。但從整體上講，當工業(yè)社會甚至信息社會來臨的時候，惟小農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會成為中國企業(yè)成長壯大的阻礙。據說，有中國人曾經遷移到寒冷的某個島上，以打魚為生，但他們總要在山上敲開堅硬的冰層撤下種子，看是否能種出點什么，由此可見農業(yè)文化的強大。 歷史和文化從來都不是罪惡或寶藏，歷史和文化是我們腳下的土地。在中國目前所進行這場工業(yè)革命中，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不能給我們提供足夠的動力，但我們可以擁抱世界一切優(yōu)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來塑造新的文化！ 如何擁抱？我們不要象一百多年前的先輩一樣，搞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不要以為買來洋槍洋炮，就可以解決問題。不要以為中國的問題，無非是炮不堅，船不利的問題，不要以為西洋的強大，無非是有些奇巧淫技而已。我們應當懂得，我“中華帝國”在最近幾百年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是體制性的落后，是思維邏輯方式的落后！ 我承諾：我肯定我的獨立與尊嚴，我顛覆我的依賴與權謀 觀念的落后比外在的技術落后更可怕！所以，我寫《顛覆》這本書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用《變革》做為書名。但我不用《變革》這本書名，而選擇《顛覆》，是希望讀這本書的人，不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而是站在公司員工的角度；不要站在旁觀批評者的角度，而是站在直接參與者的角度；不要站在受益者的角度，而是站到正經歷著變革痛苦的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歷程中，去思考與體會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想想吧，市場經濟在中國發(fā)展了二十多年，我們每一個人都從中獲得了好處，都在物質上享受著市場經濟帶給我們的利益，但我們每一個人懂多少市場經濟精神？又擁有多少市場經濟精神？我敢負責地說，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擁有市場經濟精神，把賺錢等同于市場經濟，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荒謬！ 市場經濟是一種個人責任的經濟，一種從強調倫理道德的農業(yè)經濟，上升到強調規(guī)則與權利等“神性”的法治經濟！這一過程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完全是一場思維的顛覆！沒有這種對自我的否定與顛覆，就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的獨立與尊嚴，更不可能有真正強大的中國企業(yè)！ 如何行動？從學習榜樣開始，當全世界最賺錢的公司，絕大多數是那些正直，誠信，講規(guī)則的公司，像ＧＥ，象可口可樂，象摩托羅拉這些世界級公司是不是如此？當這些世界級的公司老板與員工，“學好就賺錢”“賺錢更學好”的時候，對比之下，我們現在那種“學壞就有錢，有錢就變壞”是一種多么荒唐的邏輯？ 所以，在經營公司的邏輯上，在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基本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道路上，我們正在面臨一個歷史使命，這個歷史使命的主題詞叫：顛覆！――把那些顛倒的邏輯再顛倒過來！ 如果說，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成功，就是市場經濟就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顛覆的成功，那么，我們要想在中國企業(yè)群中建立一批世界級的偉大公司，就必須對經營企業(yè)的邏輯來一個顛覆，按那種“變壞就有錢，有錢就以壞”的商業(yè)邏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偉大的公司！ 面對２１世紀的盛世中國，面對未來中國強大的世界一流公司，我承諾，我肯定我的獨立與尊嚴，我顛覆我的依賴與權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