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時間，其實比“計劃經濟”持續(xù)的時間長。因為計劃經濟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途遇到“大躍進”等非正常時期，所以，真正的計劃經濟也就20年。但是，改革這個計劃經濟，從1978年到現在，卻已經30多年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在重要領域、關鍵環(huán)節(jié)，希望在2020年取得卓越成績，這個事情本身有沒有道理？為什么那么難改？這個問題，我到現在也沒有完整的答案，但我最近在土地產權制度上有一個發(fā)現，對“討論未來30年”可能有點幫助。

   我們現在要改變的一些東西，其實是在改革過程當中形成的，不是計劃經濟時代就形成的。這提醒我們，在下一輪改革當中，不要來來回回改。

   我最近發(fā)現一個問題，2.3億人口不在戶籍所在地，是流動的，這是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F在，2.7億的人住在城鎮(zhèn)，不在戶籍所在地，這種人口流動帶來了很多問題。

   我最近在上海訪問了一些“去上海打工的農民”，其中一些時間比較長的，7年沒回家，一家老小全呆在上海。那么，他們老家的房產、宅基地，能不能盤活？

   從常識看，這個問題很好解決。你在外地不踏實，就留著老家的宅基地，你在外地如果站住腳，你就可以賣掉它。但是，在我們國家，已經在城里落下腳的農民，在老家的宅基地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在我看，這是很簡單的經濟問題，你愿意留就留，你愿意租給別人住就租給別人，你愿意賣就賣。

   但在，在我們國家，這么簡單的事情，得不到解決。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第一，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的時候，加進去這么一條：農村集體的土地不得轉讓、出讓、出租用于“非農建設”。土地可以轉，但是轉出去的土地不能用于非農建設。但農民的宅基地，本來就是住宅，不是農業(yè)用地，當然住宅里的農民可以從事農業(yè)。這個條件一加，好多能轉讓的土地就轉不成。

   第二，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的文件中，有那么一條：農村村民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屋，不得轉給本村以外的人。這個“村”有兩個解釋，小的生產組或是大一點的行政村。2008年城鄉(xiāng)住建部發(fā)的“城鄉(xiāng)房屋登記條例”里規(guī)定，如果農民的房屋轉給他人，非組織成員不予以辦理，不可以登記和過戶。這兩條，就把很多資源再組織、再利用的機會卡住。

   那么，現在這次（土地）改革，關鍵在于，農民的宅基地和房子能不能抵押？能不能流轉？這兩個關鍵障礙，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而是1998年和1999年國家部署重慶、成都（土地）改革試點區(qū)時留下的。

   1998年以前，是什么樣子？1998年以前，在“農村土地轉讓還是不轉讓”這個問題上，曾經有一個很大的憲法修正案，其中一條是“私營企業(yè)合法”，經驗證明，這一條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條是，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國有土地、集體土地，不能買賣、租賃、轉讓和出讓。

   但第二條，到1998年就不行了，因為它脫離了實際。也就是說，外資來了，辦廠必須有土地，但這塊地什么性質？所以，當時就部署調研，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所有權”不能轉讓，但可以把土地批租給市場，這個租期可以無限使用，這也讓國家得到大發(fā)展。我們通過“使用權轉讓”，解決了外商進中國落地的問題。

   1988年的修正，在原來法律上加了一條“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轉讓”。這是1988年修正案的第二條，憲法的措詞叫“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

   中國的土地就兩種，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如果按照法制的原則，國有土地可以轉讓，集體土地也可以轉讓，這才叫平權。但是，憲法就說“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1988年年底，《土地管理法》做了相應調整，明確指出，農民土地和集體使用的土地可以轉讓，但轉讓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指定。

   兩年過去以后，1990年國務院頒布了“城鎮(zhèn)國有土地轉讓新條例”。但是，到今天為止，再沒有頒布“集體土地轉讓”這一條，這個“分岔”岔開了。政府的地是可以賣的，“使用權”可以40年、50年、70年地批租給市場，這個改革，對中國的土地資源利用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但是，政府獲得土地時，農民的土地跟政府之間，還是一個“征用”和“被征用”的關系，沒有把“市場機制”引入政府環(huán)節(jié)。我們很多問題、矛盾，比如資源配置問題，群體事件，其實都跟這個“分岔”有關。

   憲法規(guī)定，國務院制定一個條例，然后讓它可以依照法律轉讓。但是，城鎮(zhèn)的“土地轉讓條例”出臺了，農村的照樣沒有出臺。隔了十年以后，出了《土地管理法》的修訂，農民集體土地不得轉讓、出租、買賣用于非農建設。

   這個事情，現在倒過來看，我就不斷反?。?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的時候，干嘛不發(fā)表意見？這條法一寫，農村土地就沒法轉讓了。

   我們國家，現在很有意思，改革必須試驗而且很謹慎，可當年“否定性條例”加進去的時候，并沒有經驗支持，怎么沒經過試驗？所以，我覺得，要好好思考改革本身當中的一些學問。

   我想，面對未來30年的時候，要把“我們中國人組成社會的基本游戲規(guī)則”奠定下來，不要來回變，在這個基礎上，把剩下的精力，用來對付千變萬化的市場。真正應該擔心的是，妨礙經濟發(fā)展的要素，其實，就在改革過程當中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