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接觸管理學這個領域絕非是為了謀個好職位以改變命運，全然出于個人的喜好與興趣，再加之當年創(chuàng)業(yè)之需。一來為搞懂點什么，以提高管理水平，盡管小公司還用不著；二來為建立起必要的人脈圈子，好為市場拓展尋找機會。于是，幾個創(chuàng)業(yè)的兄弟分了分工，全都頂上了MBA的帽子，有清華的、北大的、人大的、哈工大的，分工協(xié)同，好不熱鬧。 然而，在管理學領域混跡了一圈，作為一名小小的管理學研究者，愈發(fā)的對管理學研究產(chǎn)生了困惑，甚至是一種恐懼。因為有太多的學術文章讀不明白，不僅方法上摸不到頭腦，就連研究的價值也令人莫名其妙。我這個人就愛偷看，熱衷于偷看別人的博士論文，反正現(xiàn)在通過知識網(wǎng)查閱論文非常方便。看博士論文我一般只看兩部分，一是綜述，二是結論，至于認證過程我是不看重的，因為自己基本上看不懂。知道他想論述啥，有何結論來得更實在。但讀著那些博士畢業(yè)大作，真不知道那些深奧的管理學研究課題對企業(yè)管理實踐究竟有什么意義，也許僅僅是為了SCI的文章發(fā)表，為了帶上那頂博士帽，為了獲得與經(jīng)濟學一樣的學術地位。大量引進的數(shù)字、數(shù)理、模型、結構、分析邏輯上的嚇人的東西，的確給人留下一種深刻而不可及的印象，使得管理學研究真的變成了令人肯定的科學，獲得了“一種逼人的科學尊嚴”。 自工業(yè)革命以來的那些為社會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社會細胞（組織）及組織的細胞（管理），總是先于管理研究的。直至今日，管理的研究與實踐也完全是兩回事，學院派的管理學專家們基本上等于管理實踐上的白癡，盡管他們一直崇尚實證研究，但我猜想多半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總想在某個細分領域找到可值得研究的課題，以獲得學術地位，而全然不管現(xiàn)實中的企業(yè)。反過來，熱鬧異常的企業(yè)實踐一波勝過一波，管理大師一輩強于一輩，在那些富于創(chuàng)新的優(yōu)秀企業(yè)家的引領下，這個社會依然快步地走向新的文明，而全然不顧管理研究的存在?；蛟S你會說，研究的一小步將帶來實踐的一大步，就如同數(shù)學對自然科學的意義一樣。然而，這一點僅僅是說說而已。 于是，我真的失去了對那頂“博士帽”追求的最基本的內(nèi)在動力，再加之自己的愚笨，“考博”就真的成了與已無關的詞匯，打不起一點精神。盡管有些不甘心，有點吃不到葡萄說它酸的窘態(tài)，但這卻是自己真實的本性與良心。 自從五四運動胡適先生引進了“賽先生”起，“科學”就成了體面的學術的基礎。然而現(xiàn)在的以西方科學研究為旗幟的所謂的科學方法是從對“物”的研究起源的，當將這種“科學性”應用于社會人文領域研究時，當研究的對象變成“人”時，這種科學方法自身的“科學性”是受到質(zhì)疑的。 管理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便是“人”，心理學更是如此，難怪那些學心理學的人更覺得自己學問深厚，方法純熟。但現(xiàn)在的問題是，從對“物”的研究所形成的基本科學研究方法與范式，是否真的適合于對“人”的研究。這一點往往沒人注意，學者們用不著杞人憂天，只要你堅持規(guī)范的體系、模型、方法去做就是了，該調(diào)研調(diào)研、該實證實證、該統(tǒng)計統(tǒng)計、該分析分析，至于得到個什么結論，誰知道呢？如果知道了也就沒有研究的意義了，只有這樣才更顯得有價值一些。這自然就帶有了科學性，但真的是這樣嗎？ 僅舉一例：胡適的無知！ 胡適可謂大學問家，西學的經(jīng)歷帶給他巨大的財富，以至于胡適成了新文化運動、科學精神的代表人物。胡適研究問題真的是認認真真、有板有眼、毫不含糊。然這種科學的研究方法真的能得出個科學的結論嗎？或真的能研究出題目的根本嗎？ 胡適當年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的禪：它的歷史和方法》，這篇文章系系統(tǒng)統(tǒng)的堅持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禪的歷史演變過程、主要人物、重要活動、思想價值等均做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從我接觸的資料看，至今還沒有一個人對禪的研究比胡適更科學。 但當你讀過胡適先生的這篇文章后，除了獲得那些靜態(tài)的歷史考證知識外，對于討論的主題“中國禪”，胡適可謂一竅不通?！岸U”是心法，堅持現(xiàn)有的科學研究方法，你永遠也摸不到根本。目前的科學只適用于“物與物”，對于“物與心”的命題基本上徘徊不前，看看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就清楚了，時至今日，對于人類是怎么產(chǎn)生感覺的，如視覺，最終的結論是我們的視網(wǎng)膜里有一種叫做視覺神經(jīng)的細胞，它就有這本事。至于細胞的活性，即如何從構成物質(zhì)的分子、原子中，產(chǎn)生出視覺的感覺，沒人說得清。我可以肯定地講，最好的心理學不在科學院，而在佛學院，讀一讀《唯識論》就清楚了。 胡適的研究成果，被日本禪師鈴木大拙批得體無完膚，不信你讀一讀鈴木大拙的《什么是禪》就理解了。胡適對于禪的研究，將其置于歷史的背景之中，但禪屬于“心”，不是單靠知性的分析所能說明的。只要知性不離語言和觀念，但永遠無法觸及心靈的東西。 胡適的研究是這個樣子，更別說其它人。那些在人們面前趾高氣揚的教授們、專家們、學者們，他們憑借的僅僅是自己學會了一套方法，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套實證研究的范式。至于這個工具有什么用，沒人去管，反正手里拿了工具就是大師了。殊不知，拿了麥克并不等于歌唱家，握著拳頭并不等于泰森，就像你拿了桿金筆同樣寫不出有神的文字來一樣。工具僅僅是工具，方法也僅僅是方法，找不到研究的題目，一切等于零。并且與“人”相關的研究題目本身，它所需要的方法并非建模與統(tǒng)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管理畢竟是件實踐的活兒，從實踐中來，再加之對“人”或“心”的某種體悟，可能還可以把企業(yè)搞大。或者說，有法可尋，但仍無法可述，說出來、寫出來，可能就不是它了。對于心理學而言，那就更可悲了，現(xiàn)有的一切方法基本上沒啥用。自己反思一下，讓你為之興奮的難道是研究出個“真理”嗎？據(jù)我所知，一般不是，而是方法運用的嫻熟，就如同開車狂奔過癮一樣，癮在開車的過程，卻迷失了所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