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大凡一個政府因為腐敗而面臨危機時，最高權力者就會尋找一個變革者來進行變革，在變革之初，變革都會得到最高權力者的支持，而當變革取得一定成效、進入一定深度的時候，變革必然會觸犯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與最高權力者發(fā)生沖突。最后經常出現(xiàn)的情況是，變革者當作替罪羊或犧牲品被消除了。這就是歷史上不斷上演的一幕幕真實的劇目。 在任何一個政治風云突變的社會轉型期，都會有一批政治精英被當作犧牲品葬送掉，而正因為有了他們的犧牲，有了他們生命的鋪墊，才有了社會文明進步，比如王安石、商鞅、譚嗣同、羅伯斯庇爾。同樣，在民營企業(yè)變革過程中，某一個具有現(xiàn)代管理觀念的人來到一個民營企業(yè)擔任高職，經過努力為企業(yè)輸入新的管理模式， 但由于與企業(yè)原有管理模式沖突太大，引起一般傳統(tǒng)勢力的反對，為了維護公司內部團結，平息反對聲浪，企業(yè)主必須犧牲掉這名外來者，但一旦他被犧牲掉一段時間之后，企業(yè)主會逐漸發(fā)現(xiàn)他的很多做法十分正確，于是又追悔莫及，但為時已晚。但是，下一個進來的現(xiàn)代管理者處境就會好得多，民營企業(yè)老板在面對傳統(tǒng)勢力的又一次反抗時，就會更加理智地對待。正是有第一位變革者的犧牲，才使得第二位變革者則能夠順利工作。 在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yè)中，只要它向現(xiàn)代化國際化方向發(fā)展，就必然會出現(xiàn)無數(shù)的“第一位變革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yè)變革的犧牲者們是一批偉大的精英，是悲壯的英雄，他們用自己的委屈、淚水和屈辱換來了企業(yè)的進步發(fā)展，使中國民營企業(yè)逐漸淘汰自己身上的種種陋習、逐漸變得文明進步。 事實上，中國當代變革浪潮中的很多“變革明星”的命運也是如此，比如，山西長治市呂日周、江蘇宿遷市委書記仇和、湖北黃石市河口鎮(zhèn)黨委書記董明、重慶城口縣坪壩鎮(zhèn)黨委書記魏勝多，以及給朱镕基前總理寫那封《一個鄉(xiāng)黨委書記的心里話》信的湖北監(jiān)利縣棋盤鄉(xiāng)黨委書記李昌平，他們都是激進的變革分子，都一心想革除當?shù)氐姆N種弊端陋習，但卻因為變革力度太大，損害了太多人的利益，最后都被撤職罷官，成為變革大潮中被淘汰出局的政治精英。 國家基層政權變革如此，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變革如此，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同樣，企業(yè)變革也是如此。歷史從來不會給變革者好臉色看，“變革者沒有好下場”已經成了一條千古不變的規(guī)律，變革者的身上永遠都有著某種悲劇色彩，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 事實上，歷史上任何重大社會改變大都是如此，變革者在變革進行到一定階段時被最高權力者犧牲了，但變革的結果卻被完全保留下來，繼續(xù)對社會發(fā)揮積極作用，社會的進步就是在無數(shù)個變革者倒下的身軀上進行，雖然殘酷，卻是事實。歷史發(fā)展就需要這樣一批“墊背人”，變革的最終結果是以變革者的犧牲而告終。這初看起來似乎是企業(yè)老板的一種非理性行為，但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它實際上有著極為合理的內在邏輯性。 民營企業(yè)變革中經常出現(xiàn)這樣一種情況——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出臺了，所有的人事變動也實施了，所有的變革步驟也到位了。但是，預期的產值及利潤大增的狀況并沒有出現(xiàn)。相反，還出現(xiàn)了效益滑坡、利潤銳減、產量及銷售額大幅下降的狀況。于是，變革者遭到保守派的死命攻擊，老板對變革發(fā)生懷疑，變革者信心也受到極大打擊。這時，變革要么后退，要么停頓。這是什么原因呢?是“變革陣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滿清政府被推翻，原有的社會秩序被破壞，而新的國家秩序尚未建立起來，舊的價值觀念遭到沖擊，新的價值觀念既不成熟又相互沖突，各種政治勢力互相較量，國家陷入內戰(zhàn)之中。這就是典型的社會變革陣痛。這一陣痛一直持續(xù)了37年，直到1949年才告終止。然而，用37年的陣痛換來五千年黑色專制體制的瓦解，這也是一種必須付出的代價。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無論是法國人的生活水平還是整個法國社會經濟狀況都遠遠低于大革命前波旁王朝統(tǒng)治時期的水平。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法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但是，沒有法國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法國兩百多年的光榮歷史、不會有法國今天的繁榮，甚至不會有整個歐州的繁榮。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為，事實上，一個轉型越劇烈的社會，社會經濟及民眾生活在轉型期內就會越低。同樣，一個變革動作越大、越激烈的企業(yè)，轉軌期間的陣痛就會越強烈，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大。 轉型期的陣痛大都是變革主體為過去傳統(tǒng)體制付出的代價，傳統(tǒng)模式越落后，這種代價就越大，陣痛也就越強烈。而變革反對派們可不管這些，只要生產和銷售出現(xiàn)滑坡、利潤出現(xiàn)下降，就會把所有責任全部推到變革者頭上，就仿佛把病人在手術臺上的痛苦全部歸咎于醫(yī)生一樣。變革的最危險之處恐怕就在于此。幾乎一半以上的變革因陣痛而失敗，變革者因此被罷黜。 推行任何一項工作，必須做好相應的各種準備，“陣痛”往往是在各項條件不成熟時推行變革所產生。但是，如果要等到所有條件全部齊備之后再著手變革，恐怕就永遠無法推行變革。因為世界上沒有一項變革是在所有條件完全成熟之后再開始推行。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任何一個企業(yè)，其內部的管理體制、人才結構和運作規(guī)則等“硬件”必須與企業(yè)文化這一“軟件”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沒有“軟件”的支持配合，“硬件”的改變會十分困難。而變革恰好是在“軟件”未變的前提下就強行改變“硬件”，造成人們在思想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不認同，而在人們不認同、不習慣的前提下進入一種新模式，陣痛必然出現(xiàn)。而事實上，變革又完全不可能在所有“軟件”改變之后再去推進。 世界上所有變革都是在客觀條件不成熟和文化“軟件”尚未改變的情況下開始推進，這就注定了變革陣痛必然出現(xiàn)。而條件越不成熟，文化差距越大，陣痛就越強烈。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專家曾水良、李華剛認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的大規(guī)模社會變革并不多，因此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承受變革陣痛的社會心理。人們并不接受“變革陣痛”這一概念，并普遍把“變革陣痛”全部歸咎于變革者一人，變革的困難之處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