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1年，是唐穆宗的長慶元年。正是春末夏初的時節(jié)，朝廷里的一件科場大案爆發(fā)，很多大人物的踏青游玩觀賞牡丹花開的心情被厚厚陰云遮住，開始恐懼自己會不會卷入其中。本來，春闈放榜已經公布了當年的進士及第名單，奔走相告的士子們臉上洋溢著“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興奮之情，他們的家庭在準備著各種方式的慶賀，為科舉服務的專門機構也早早把錦衣玉袍和山珍海味備齊。曲江亭上的曲江會、杏林園內的杏林宴、大雁塔下的雁塔題名，這都是人們熟知的盛況。
開始還是小道消息，有人向皇帝檢舉了今年新科進士的家庭背景，直言被錄取的三十三名進士中有十四人胸無點墨、不學無術，是靠關系上榜的。很明顯，這次科舉考試被人暗箱操作了，操盤者不是別人，正是當時官場的大人物，被段文昌檢舉的十四人均是官宦子弟，考試舞弊的結論不難得出。
不久，小道消息被朝廷的正式決定證實。穆宗皇帝決定對被檢舉的十四名新科進士進行重新考試，原來的主考官禮部侍郎錢徽靠邊站，中書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人臨危受命，出面主持復試。考試結果不出意外，三人勉強過關，還有一人被特賜合格，總計四人準予及第，其余十人全部被刷下。
出面揭發(fā)這次科場弊案的是西川節(jié)度使段文昌，他此前擔任過宰相，因此有機會當面向穆宗揭發(fā)這次弊案。穆宗十分重視，立刻征求身邊大臣的意見，元稹、李紳和李德裕都參與了討論，而他們的觀點與段文昌一致，認為錢徽接受請托，所試不公。復試證實了這些推測，錢徽貶官外地。這就是晚唐科舉中著名的長慶科場案。
科舉考試中的子弟請托問題，由此被暴露出來。唐朝后期的重要政治現(xiàn)象從而進入歷史的視野，而牛李黨爭也就此拉開序幕。有人后來舉報說，段文昌之所以揭發(fā)長慶科場弊案是因為他打招呼的人沒有被錄取，而支持揭發(fā)的元稹等人也有各自的政治訴求，并非為科舉公平公正仗義執(zhí)言。這是否屬于政治斗爭中兩派人馬之間的“泥水戰(zhàn)”已經不清楚，但更清楚的事實是，在朝為官的子弟更有請托的機會，更高一級的官員比低一級的官員子弟更有可能在科場競爭中占據(jù)優(yōu)勢。錢徽的大肆錄取子弟與段文昌揭發(fā)被錄取的子弟不學無術，其本質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想通過科舉這條路為自己的子弟謀取前程，這在當時已經成為一股潮流。一時之間，子弟問題成為晚唐科舉與政治的焦點。
科舉制作為從社會上選拔政治人才的制度創(chuàng)始于隋煬帝，在唐朝大放光彩，尤其在唐朝的中后期，幾乎是朝廷重要官員出身的必由之路，科舉中難度較大的進士科是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相對容易的明經科是中低級官員的主要來源。官員如果不由科舉進士科起家的話，即使位極人臣，也會視為終生遺憾，甚至會被進士出身的同僚嘲笑歧視。在唐朝的青年才俊中，“進士及第”是人生的第一個重要夢想，考中進士是創(chuàng)造“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彩人生的終南捷徑。當年唐太宗看見士子們紛紛走入朝廷的科舉考場十分興奮，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陣之內。才俊之士盡為朝廷所用，自然值得皇帝高興，尤其是在擺脫“九品中正制”士族壟斷選官用人權的弊端之后。
但是，如今科舉制正在發(fā)生黑暗中的轉變，當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勾結主持考試的官員，為自己的子弟或裙帶關系謀取不正當利益，弄虛作假，暗箱操作。作為溝通天下與朝廷的通途，科舉制正在變得狹窄，正在成為權貴小集團的政治服務器。專家研究，長慶元年弊案中的權貴子弟，占據(jù)所有及第人數(shù)的50%，與權貴和普通人家的比重當然遠遠不成正比。
科舉制的這種變化是可怕的，不僅正在遠離制度設計的初衷，也會給朝廷帶來顯而易見的危害?？荚?，通過一張客觀的試卷衡量應試者的文化水平，為政府官員儲備候選人才?？荚嚦煽冋驗榫哂锌陀^性，才能夠擺脫人際關系的干擾，為國家選拔人才，為貧寒子弟提供晉升機會。但是，如果連考試也出現(xiàn)作弊的情況，科舉制度的公正性就會立刻喪失?？荚囘^程中的作弊危害公正性，子弟請托，利用權力來作弊，更加危害公正性。由此，朝廷的公正信譽便會大受損傷，進而導致社會對朝廷喪失信心，引發(fā)朝廷的信任危機。對于朝廷和皇帝而言，這事關朝廷的公信力，關乎人心向背，顯然不能等閑視之，皇帝立刻采取行動。
長慶元年，唐穆宗采取的行動取得了良好效果，打擊權貴子弟的請托行為，維護科舉制度的公正性，也贏得了社會的喝彩。子弟請托是權力腐敗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而打擊腐敗從來都是政府挽救社會信心的正道。王起在這次打擊科場弊案中成長起來，終其一生，他都是以維護科場正義而名垂史冊，而他的起伏升降，也成了科場正邪的風向標。
科舉錄取的標準，唐朝的概念叫做“才學”。長慶二年（822）、三年（823），王起主持朝廷的科場工作，歷史記載“得士尤精”。到文宗大和的近十年間（827—835），這個傳統(tǒng)得到保持，錄取的進士中只有十三人的身份是權貴子弟，其中有六年每年只有一名子弟上榜，有的子弟由于擔心社會輿論的懷疑與討伐，甚至不敢參加科考。
但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不正當權益，是權貴集團的習慣或者“本性”。他們畢竟有機會，有經驗，更有耐心。李德裕等人就主張官宦子弟更適合做官，應該優(yōu)先錄取弟子等等，公然要求科舉考試在錄取標準上對公卿子弟放寬，使子弟能夠順利的通過科舉，進而占據(jù)朝廷要職，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科舉以“才學”也就是考試成績?yōu)殇浫藴实墓皆瓌t，是在向世卿世祿的血統(tǒng)原則倒退?？膳碌氖?，這一開歷史倒車的倡議在晚唐竟然成了現(xiàn)實。于是，研究者發(fā)現(xiàn)，到文宗后期和武宗之初，子弟錄取的名額有了增加的趨勢，子弟請托再次抬頭。
不過，反對請托的社會力量依然強大。會昌三年（843），八十四歲的王起被再次請出，主持朝廷的貢舉。這背后，就是反對請托的社會輿論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而朝廷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只好請王起出山，以代表朝廷治理科舉腐敗的決心。有一種資料說，在王起主持貢舉期間，堅決貫徹才學標準，引導科舉向公平公正的出發(fā)點回歸，“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慶賀”，凡是官員子弟都不準參加科舉，而寒門子弟得以在科舉道路上憑借實力鯉魚躍龍門，自然欣喜萬分，競相慶賀。盡管這種政策過于絕對，有些矯枉過正，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明顯對官宦子弟產生新的不公平。但是卻獲得社會的熱烈響應和堅決支持，畢竟有時過正方能矯枉。這證明在貢舉問題上的對立十分嚴重，而朝廷的政策，也體現(xiàn)了朝廷的政治態(tài)度。會昌三年的科考，及第的進士均無顯赫家世。這一科放榜后引起極大的震動，時人寫詩贊道，“再辟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
但是，王起和他的事業(yè)并沒有因此繼續(xù)下去、堅持到底。正當朝野上下的正直官員和寒門士子為王起主持科考大力點贊的時候，在權貴集團的精心運作下，第二年，也就是會昌四年（844），一直為科舉公平大聲疾呼并身體力行的革除科舉腐敗弊端，儼然已成為科舉公平公正符號的他被調到外地做官去了。而會昌五年（845），立刻發(fā)生了科場弊案，主持這一年貢舉的陳商，一次錄取七名權貴子弟，被舉報后進行復試，結果證明這七名子弟果然沒有才學，錄取被取消，陳商也受到處分。盡管這次科場案中的權貴子弟在復試后被刷落，但這與長慶科場案中的刷落已經有了方向的不同，長慶元年科場案是科舉公平公正原則力圖重新?lián)炱饑L試的再出發(fā)，而會昌五年科場案則是科舉公平公正原則徹底放棄的新開始。
牛李黨爭時期，兩黨彼此監(jiān)督，當政一方比較謹慎，在野一方努力搜證，兩黨官僚均不敢肆意操縱科舉以免被對方留下攻擊口實和把柄，所以子弟請托受到限制。到宣宗時期，兩黨的斗爭趨于平靜，大官僚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力量把持著朝政，沒有了被對立面非議的后顧之憂，開始團結一致的操縱科舉，而子弟請托再也不能引起重視了。大中七年（853）崔瑤主持科舉考試，“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榜出，率皆權豪子弟”，在權貴集團的支持下，肆無忌憚，上榜中舉的竟然全部是官僚子弟。大中九年（855），沈詢出任主考官，公然將錄取名額分給自家親戚，朝野上下竟無一人公開反對。這樣的事如果發(fā)生在穆宗和文宗、武宗時代，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
至此，權貴操縱科舉，子弟請托充斥科場，唐朝不僅失去解決子弟問題的決心，連正視問題的勇氣都沒了。盡管為處理唐后期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緩和上下官僚階層之間的斗爭，大官僚在科舉考試中，也有意識的錄取幾個圈子外的寒門士子點綴一下，在形式上以示公平公正。但無論如何，科舉這條選拔人才凝聚社會底層向心力的流動渠道終究被堵住了，至少是不再暢通了，比陽光還要珍貴的公平正義再也無法穿透科場上空的腐敗陰云，再也無法普照到走進科場的寒門士子身上。
科舉腐敗終于暢行無阻了，唐朝距離自己的墓場也不再遙遠。后來，一個名叫黃巢的體制外士子數(shù)次參加科舉均未能及第，憤而寫下“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詩句，從此再也不踏足科場半步。黃巢是個象征，他對腐敗的科舉徹底失去了信心，那是對唐朝失去了信心。
離開科場的黃巢，走上了另一個戰(zhàn)場，他放下紙筆拿起刀槍。他不再祈求唐朝給予他們公平，他要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公平正義。誰會想到，黃巢離去的背影，帶走的竟然是唐朝的魂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