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熱心教育事業(yè)，在其一生中先后建造了三座精舍和修復兩座書院?？肌熬帷币辉~系源出于《管子．內(nèi)業(yè)》：“定在心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精舍。故心者，精之所舍?！标懴笊皆凇吨聠柸藯罹粗俸分幸猜宰髟徑猓骸熬岫?，語出后漢包咸傳，儒者講習之地，甚為無歉。”

就史脈而言，遠在漢代的一些經(jīng)學家就已自稱所住之處為“精舍”。簡要言之，“精舍”在漢代是儒者設(shè)帳講解經(jīng)學精義處。后來，“精舍”一詞廣被道、佛所借用，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后，梵文中的Vihara、arama，甚至Sangha都被譯成“精”。因此，“精舍”與佛教的“寺”、“院”幾乎相互混用，而其涵義也轉(zhuǎn)化出僻靜以修養(yǎng)精神的地方。再發(fā)展下去，“精舍”一詞與高深的學問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

總而言之，“精舍”一詞結(jié)合了幽靜、學問與師徒間的講論修持諸涵義，兼具儒家及佛家意涵。在宋代儒家而言，“精舍”指規(guī)模較小的書院，是儒門講學及修持身心的處所。

朱子所建的三座精舍，分別為：

（一）寒泉精舍，于公元1170年春建于福建建陽之寒泉塢，其母墓側(cè)。朱子友人呂東萊（祖謙，公元1137-1181）曾住該精舍旬日，與朱子商輯《近思錄》一書，這本書可說是中國第一本哲學概論式的體裁。朱子常在此精舍講學。

（二）武夷精舍，于公元1183 年筑于武夷山五曲溪畔的隱屏峰下，人稱“武夷之巨觀”。朱子曾在此校注《論語》、《孟子》，撰成《四書集注》。

（三）竹林精舍，于1191 年筑于距建陽西門外，面向溪流，背對青山，后來更名為滄州精舍。公元1244 年，宋理宗紹為書院，并寫了“考亭書院”的匾額。清朝康熙44 年頒賜“大儒世澤”匾額，以及“誠意在心闡鄒魯之實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心學”的對聯(lián)，懸掛在集成殿左右。朱子講學期間，除了對門弟子隨時應答外，亦任高弟子輪講，朱子則常在晚上講課。

陳榮捷總評說：“在這三所精舍中，以竹林精舍最為重要。這是因為朱子的許多弟子都在此處從游于朱門，而且許多語錄都是在《竹林》記載出來?！敝鞂W曾被誣為“偽學”，有人甚至“上書乞斬熹”，善心者勸他在這種險惡的時勢下“謝遣生徒”以避時禍，朱子卻一如往常般地“日與諸生講學不休”。他這種教學不倦精神，對門生影響甚大。王鳴盛評唐、宋的知識分子，謂：“宋亡，有文信國；唐亡，無一人；宋崇道學，唐尚文詞也?！?

試觀宋代從北宋的范仲淹至南宋的文天祥，他們所迸發(fā)出來“以天下為己任”的憂國憂民情操，崇尚民族大義，志節(jié)豪邁、其正氣凜然的人格力量，不能說非出于宋代理學（道學之別稱）潛移默化的教育之功。曾任職副宰相的范仲淹，讀圣人書，標榜“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儒家淑世精神。他對理學先驅(qū)胡瑗愛敬有加，聘他為蘇州教授，淬礪儒生志節(jié)。文天祥是朱熹再傳弟子江萬里、歐陽守道的學生，在世風頹靡下猶潔身自愛，奮發(fā)進取，其浩然正氣的舍生取義精神，堪謂為儒者的人格典范。

朱子所重建的兩座書院，分別是江西的白鹿洞書院及湖南的岳麓書院。受篇幅所限，本文僅紹述前者。他提出的書院辦學理念，乃有鑒于當時的儒學章句之學隨科舉考試盛行，學生們乃沉溺于場屋之文。為針對時弊計，朱子乃倡明道學，研求內(nèi)圣外王之義理以重振儒學。至于書院在教育與文化的功能，北宋早期的書院將之定位為授徒、藏書與祭圣賢等三種功能。朱子增加了學規(guī)、課程與講學等三項人文教化功能，茲予以分別細述：

（一）在學規(guī)方面，朱子采輯儒典籍之中有關(guān)五倫之教；為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旨，構(gòu)成《揭示》，揭于書院楣間，被通稱為“學規(guī)”。朱子所訂的“學規(guī)”屬箴言性質(zhì)，是開書院以來的創(chuàng)舉，演變成日后各級學校的校訓。此舉不但對中國教育史有深遠的影響，朱子所訂的“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整合了儒家傳統(tǒng)以來倫理道德的價值規(guī)范，也影響了官學的辦學內(nèi)涵，凝聚出此后中國教育哲學的金科玉律。朱子的學規(guī)且東傳日本，構(gòu)成對日本的影響。

（二）在課程方面，我們所能掌握的文獻較少，卻仍可在《朱子文集》卷七四所載《白鹿洞書堂側(cè)問》與《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兩者間所保存的史料中，顯示了他的課程重點多在《論語》、《孟子》。朱子在1190 年編纂成《大學》、《論語》、《孟子》以及《中庸》為四子書，可推知白鹿洞書院所授課程內(nèi)容為與四書之間的重要關(guān)系。

（三）在講學方面，朱子在公務之余常至書院主講。他曾在1181 年2 月，邀請他的敵論也是益友陸象山至白鹿洞書院講學，可謂別開生面，此種講會之舉對書院教育所舉辦的公開講學辯論之風氣頗有裨益。

朱子所撰寫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最足能表征他對教育價值的整全觀。他在《跋》中肯切的明示其教育所設(shè)定的大目標、總方向。他說：“熹窺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鈞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逼潓⑺偩V式的學規(guī)載錄于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上面）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以上）為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以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上述）修身之要：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上述）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上述）接物之要。

該學規(guī)體大思精，概括了教育的價值原理和目標，學習原理，訓育綱領(lǐng)及品格修養(yǎng)的根本工夫。綜觀該學規(guī)的組成內(nèi)容，計有三大部分：

（一）五教之目；

（二）為學之序；

（三）篤行之要。

五教之目取自《孟子．滕文公上》的五種人際性倫理規(guī)范，屬德性倫理性質(zhì)。其中父子、夫婦、長幼三者為家庭倫理，君臣為政治或僚屬倫理，朋友為友誼倫理，系平行對稱之相互性對待原則。五倫中的“親”德、“義”德、“序”德、“別”德、“信”德是分別維系五倫的人際關(guān)系至和睦圓融的美德。這五項德性倫理的實踐有賴于當事者，能否自覺地致力于窮理以明其所以然之理。同時，也能居敬以貞定常理常道而貫徹在生活世界，亦即日用常行之間。扼要言之，道德實踐之基本工夫在于“存理導欲”四字，家庭倫理所以占五倫過半的比例，系因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家庭生活的和睦和諧關(guān)系到整個社會生活之祥和與安寧。家庭的結(jié)構(gòu)兼顧個體性及社群生活的整體性，不但予人學習與自我相處的機會，也是學習與他者和諧共存的終身場域。我們甚至可以說家庭生活是我們在進入外在社群團體之前可以學習與他人共處之美德的第一所道德學校?！?

朱熹的教育理念在其所著兩篇學記中有扼要的陳述。他在《靜江府學記》中說：“古之學者為己，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jié)，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施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分焉?！彼^“為己”之學非以自私自利為取向的自我中心意識，而是體證道德主體所稟受的“天賦秉彝”且高尚其志而“為人品節(jié)”，價質(zhì)主體自發(fā)性的修持善德，實踐于家、國、天下的社群生活中，克盡群己關(guān)系中一己所應履行的位份和理份。簡言之，“為己”之學旨在覺醒了道德自我后，抉擇高尚的人生志趣，自我期許及德化自己的人格，活出人性的尊嚴和價值，活出人生的終極意義。

他在《常州宜興縣學記》一文中說：“無溺乎俗學之下流，無迷于異端之捷徑，則于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敝熳釉谑畮讱q時讀到孟子所謂“圣人與我同類”時，內(nèi)心受到很大的鼓舞?！笆ト恕笔堑禄烁竦淖罡呔辰纾禄烁竦年P(guān)鍵在于理與欲、公與私、義與利的明辨、調(diào)和或取舍。他認為圣人除了提升自我的心靈境界外，尚有關(guān)懷社會、修善人群、貢獻于政治、國事的大方向。他說：“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得圣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蓋天地做不得底，卻須圣人為他做。”儒家的圣人人格特質(zhì)不僅在日新其德，且進而能善盡對層層社群團體的責任，以人文的價值理想，化成天下公共事務。朱熹所以為了這種崇高教育理念而辛勤的經(jīng)營書院，據(jù)李弘祺的解釋：

對北宋科舉考制度的不滿，激起了人們嘗試對其本身以及其政府的教育政策的改革。這些改革失敗了，這就是朱熹與其同時代的人，為什么要追尋私人教育的傳統(tǒng)，并使之恢復的原因。對書院肯定有一種客觀而合理的需要。

朱熹所以熱心辦書院及其心懷從事書院講學的志業(yè)，旨在承傳先秦儒家崇高的教育理念和精神，亦即修己以安人的儒家志業(yè)。朱漢民教授有段精辟的理解和詮釋。他說：

在士文化中，孟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最基本的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因此，士人創(chuàng)辦書院聲稱是為了“傳道”、“求道”，而“道”實質(zhì)上總是包含著雙重意義；既是士人晉身官僚隊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國之本；也是士人隱退山林以“獨善其身”的修身之本。這樣，道又有雙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須和社會政治、日用倫常保持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另方面，道要有超脫性，它能夠滿足士大夫精神超越的需要。宋明理學是傳統(tǒng)思想文化發(fā)展高峰，理學更加強調(diào)道的雙重特性。

朱熹站在以生命之價值實踐為教育目標下，他很重視教導學生的讀書態(tài)度，他說：“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lǐng)。”、“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彼^“熟”、“純一”是指讀書要讀得透徹，不貪多而務必要精熟。朱子強調(diào)應熟讀精思的觀點不但受伊川影響，也深受張載《經(jīng)學理窟?義理篇》所說：“書須成誦精神”之影響?！秾W規(guī)類編》載朱子稱贊張載的話：“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痹诜椒ㄉ?，朱熹說：“讀書須看他文字語脈”就是由整體的思緒脈絡(luò)、語境逐一究明個別論點的確切含義，務必前后相互關(guān)聯(lián)和呼應，所謂“讀得融會貫通后，義理自出?！蓖ㄘ炛概酝ńy(tǒng)貫后自然融會貫通。由是可知，朱子在讀書的要求上是透過精讀而務求徹底的了解，他還立了讀書時如何咬文嚼字的三要，所謂：“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鉆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在教材方面，亦即書籍的擇取與研讀的先后次序上，朱子以按受教者的身心發(fā)展狀況、能力、需要，及所攝取知識的難易程度，依不同知識間的輕重緩急，設(shè)計出一套課程，一切按循序漸進的大原則施行。他針對受教育者年齡的不同而分為三級教育，各有其課程：

第一級（初初）教育稱為“童蒙之學”，其學習內(nèi)容，據(jù)《朱子童蒙須知序》：“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雜細事宜，皆所當知。”

八歲起受小學教育，內(nèi)容前已述及。

至于十五歲起的大人之學系以讀書明理為宗旨，在教材的安排上至為重要。就大體而言朱子主張先讀《近思錄》、次讀《四書》、再讀《六經(jīng)》，而《四書》及《六經(jīng)》的讀法也按難易、遠近、大小之序而循序漸進。在研讀《四書》方面，其內(nèi)容深切于人倫日用之常。朱子教人“先讀《大學》已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言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其次，讀六經(jīng)亦當依序，朱子云：“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后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識那為學之序?！痹俅蝿t讀史，蓋朱子云：“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后觀史，則如明鑒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讀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quán)衡，多為所惑?！痹诹?jīng)中“《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縱使讀史書亦當循序漸進，朱子教人“先讀史記及左氏，且看東漢、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鑒?！粲幢境?，當看長篇，若精力不足，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篇十分之二耳。”朱子還論究了讀經(jīng)書、史書及子書的各別價值，所謂：“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圣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跡。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逼渲杏纫越?jīng)學與史學相需互補為重要，他在《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樓記》云：“學經(jīng)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

本文作者、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曾春海教授做客岳麓書院講壇，岳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教授主持。

在教法方面，朱子主張啟發(fā)、培養(yǎng)學生崇理尚義，善善惡惡，主動積極的自動學習態(tài)度和能力。他在同安縣學告諭執(zhí)事曰：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qū)區(qū)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憾其沖流也，亦必不勝矣。

教師的教學方法旨在引導、指正和釋疑。因為，讀書修身究竟是學生份內(nèi)應切己觀省和力行者。為學者旨在成長自己的知識與人格，則讀書與作人作事都還歸學生自己去下功夫，從實踐和反省中深求，以自得書中的概念化知識與人生行事之義理。教師的角色功能在引路和指導，而不能替代學生讀書求知，行事踐理，更不能替代學生在日用常行間體驗應然的道德人倫之規(guī)范。他說：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yǎng)。 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 某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因此，從教學方法而言，學貴自得，“自得”貴在從所學中深思不已，從所行中切己體認天理，以讀經(jīng)書為例，朱子示人“借經(jīng)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于經(jīng)?！?、“讀《六經(jīng)》時，只如未有《六經(jīng)》，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弊x經(jīng)書不是只順取照搬書中道里堆放積在自己腦中的記憶庫里?！盁o俟于經(jīng)”也非不讀書，而是教人藉書中所言獲取啟發(fā)而能切己苦思力索以通乎理。朱子懇切的說：“這道理不是堆金積寶，這里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個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底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著力，著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睂W生若確實在“自著力”、“自去討”的歷程后，對問題深入情境而有某種程度的了解，然而卻有所憤悱而待突破時，此際，學生的求知欲最旺盛而誠摯，教師在這種最佳的學習狀況下，隨機指點，其效果當屬最佳，朱子喻為及時雨，他說：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jié)，欲發(fā)未發(fā)之際。卻欠了些小雨，忽然得這些小雨來，生意豈可御也。

在朱子學貴自得，諸般道理須自著力自去討的要求下，其《白鹿洞書院揭示》中的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四者皆所以教人窮理致知的方法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