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發(fā)展，是低廉的要素.外國的技術與制度的改進共同作用的結果。有人鼓吹，這是中國奇跡。其實仔細琢磨，這是改革開放條件下計劃的解除和市場的恢復，而這一過程無不印證了市場經濟才是走向繁榮的最大推動力這一普遍的真理。也就是說，把老百姓從計劃經濟的捆綁中解放出來，并創(chuàng)造條件讓他們在市場中摸爬滾打，發(fā)財致富，才真正算是找到了經濟社會全面快速健康發(fā)展的奧秘。當然，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鞏固很不完善，必須從法治社會和民主政治兩方面加以有效跟進，而不是沾沾自喜已有成就，大搞什么不倫不類的所謂中國模式。要知道，當下的雙軌制經濟模式，既無效率，又無公平，實實在在是一種最糟糕的經濟模式，最切實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允許的最短時間內結束這種過渡狀態(tài)，實現(xiàn)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才是明智的萬全之策和慎重抉擇，并最終得民心順民意，真正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務必要牢記，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持走改革開放偉大道路，中國才能繁榮昌盛，躋身現(xiàn)代化國家之列。

    現(xiàn)在，要素成本越來越高，技術引進越來越困難，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xù)制度的改進，把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關系桎梏一一加以解除，才是持續(xù)發(fā)展的硬道理。否則，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轉型陷阱而不能自拔。正因為經濟增長速度沒有以往那么快了，我們才要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上動真心思下苦功夫，這樣一來，既提高效率，又彰顯公平，從而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更高階段上發(fā)揮它應有的積極作用。當然，鞏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看效率和公平，而不是經濟增長。而且，為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往往會不講效率，破壞公平，長期下去，會犯顛覆性錯誤。更進一步講，寧愿犧牲一點經濟增長，也要提高效率，彰顯公平。過去，一直喊改革，喊轉型，喊調整，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因為讓位于粗放的經濟增長了?？梢哉f，目前中國的最大問題是計劃經濟的遺留遲遲得不到清除。譬如，集體農地，壟斷經營，權力尋租，等等。也就是說，一方面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難以起決定性作用，一方面是政府權力缺乏約束監(jiān)督，并不能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去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了這兩點，但問題是如何通過深化改革去踐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講“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九十年代，講“在宏觀調控下發(fā)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從2013年開始，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高階段。總體看，有一些進步，但略顯緩慢。記得，張永生先生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之美》一文中指出，經濟績效好壞的關鍵，取決于個體是否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取決于是否有一套嚴格保護私人財產權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政府權力的憲政規(guī)則。可以說，我完全認同這一觀點。更進一步講，眼幕腳下既是深水區(qū)，又是攻堅階段，更是戰(zhàn)略機遇期，不能等待，不能走錯，不能大意，改革開放，只有改革開放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新中國，真正兌現(xiàn)人人得以幸福自由的中國夢。

    最近，吳敬璉老先生在清華的演講中談到了三方面的問題，極為懇切，在文章末尾我把它摘錄到這里，供大家思考。

    第一，這種過渡性經濟的特點就是它既有過去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又有未來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有一個此漲彼消，還是此消彼漲的問題。是哪一個因素在成長，哪一個因素在消亡。于是它就存在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前途就是舊體制的統(tǒng)治經濟的遺產逐漸的被消除。政府從它不應該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經濟體制就會逐漸完善起來，就越來越接近于剛才我們所說的以法治為基礎的，或者說以法治支撐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制度。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沒有能夠得到成長，沒有能夠得到發(fā)揚。而舊的體制的遺產變的越來越強勢，就會造成一種情況，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導的那么一種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條件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道路，是一個很不好的一種可能性的前途。因為在中國的歷史條件，和中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往往它就會變成權貴資本主義。

    第二，一個問題就是增長模式，或者叫經濟發(fā)展模式。這個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的這種增長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個五年計劃，要求轉型，要求從這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效率提高，靠技術進步來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但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這個轉變始終轉不過來。而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微觀經濟來說就是資源的匱乏變的越來越嚴重，環(huán)境的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宏觀經濟來說，貨幣超發(fā)，流動性過剩，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變的越來越高，蘊藏著出現(xiàn)經濟危機，系統(tǒng)性危機的危險性。

第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腐敗。腐敗問題從80年代的后期，那時候因為存在著雙軌制，也就是說存在著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于是就表現(xiàn)出了官倒。因為有雙重的體制、雙重的價格，一部分價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價格是市場的。出現(xiàn)了有權力背景的，利用雙軌制，出現(xiàn)了官倒現(xiàn)象。80年代后期官倒現(xiàn)象已經開始露了頭。到了二十一世紀，因為行政權力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這種腐敗的現(xiàn)象不但沒有消失，而且越來越猖獗。二十一世紀以后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們的產權制度下，特別是土地產權制度下，就使得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而且規(guī)模非常大的資源就是土地。利用這個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資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這個資金投入來支持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發(fā)展。因為政府手里有大量的資源，所以尋租的制度基礎就變的非常的大。政府加強了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管控，就使得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變的越來越龐大，所以腐敗的問題也變的越來越嚴重。發(fā)展到二十一世紀出現(xiàn)了普遍的買官賣官的現(xiàn)象，這就意味著尋租腐敗活動一直侵入到黨政軍系統(tǒng)內區(qū)域體制中，造成了大眾的嚴重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