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成為經濟學家，為眾多網友們所問及。我苗實認為，功到自然成，或上名校拜名師，或自學成才，或實踐出真知，等等，不一而足。說實話，我苗實自學成才的成分更多一些，體會自然也稍顯深廣，那么就多嘮叨幾句。自學成才，不是沒有老師，而是老師在沒有親自指導的情況下起到了老師的作用。然后，動真心思，下苦功夫，循序漸進，長期積淀，最終成為經濟學家。譬如，我苗實從1997年到2013年，一直在自學經濟學。在這個艱苦過程中，自始至終把四老四少諸位老師當作了自己的學習榜樣，經常去書店買他們的書，然后精研細讀，逐漸形成自己能夠自圓其說的經濟觀點。雖然我苗實沒有直接接觸過他們，但中國有私淑的傳統(tǒng)，所以他們毫無疑問是我苗實的老師。而且，這確實是我苗實的真實經歷。佛教微博講了一段話，非常有趣：一個人路過海灘，看見一尊被人丟棄的佛像，他很恭敬地把佛像供在一個石頭上，他因此成就了。第二個人看到佛像放在石頭上，怕被雨水淋濕，就把自己的鞋脫下來罩在佛像上，他也成就了。第三個人看到佛像被鞋子罩著，覺得是不恭敬佛，趕緊把鞋拿下扔了，他也因此而成就。學佛發(fā)心，修行修心。

       如果仔細講，自學成才離不開三點，那就是：第一，毅力大；第二，智慧深；第三，方向明。也就是說，一般的毅力還不夠，必須是大毅力才行。畢竟，長期磨礪，需要堅持，堅持，再堅持。要達到智慧深，就要比別人多讀書，這個多，不是一般的多。畢竟，專注讀書的時間越長，才能多讀書，才能曉得真諦。至于方向明，讀書也罷，調查也罷，必須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不能漫無目的，游山逛景。除了這三點，還有三點相當重要，那就是：第一，信不信？第二，敢不敢？第三，能不能？也就是說，做事情，要有所造就，不能沒有信念，不能沒有膽識，不能沒有實力。信念，就是堅信自己可以成就，而不是一遇到困難或挫折，就沒有信心了；膽識，就是有這個膽量和識見去做好這件事，不怕障礙多，不畏誘惑多；實力，就是自始至終認為自己一定行，有足夠能力和準備去做成這件事。另外，還要經得起批評，經得起打擊，經得起干擾。遇到批評，要抱以學習研究的態(tài)度，取長補短，汲取營養(yǎng)；遇到打擊，要冷靜沉穩(wěn)，于艱險中自強自立；遇到干擾，要善于躲避或化解，把危害降到最低。當然，我上面講的這些都是大道理，不一定對，更不可能適合每一個人，請明眼人有利則取，不利則廢。

       下面是一些補充資料，是有關兩位在經濟學上自學成才的大家，一個是薛暮橋先生，另一個是馬洪先生，他們都是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獲得者（可以說，他們的自學成才對我苗實啟發(fā)很大）：

1.薛暮橋的秘書、學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以《飛瀑滌俗塵偷閑理經綸――薛暮橋同志二三事》為題進行了回憶：“薛老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捕入獄。在三年的牢獄生活中，他堅持每天讀書，閱讀大量經濟學、歷史、哲學著作，還學習了英語和世界語。三年‘牢監(jiān)大學’，為他日后從事經濟工作和經濟理論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薛老在獄中的自學，緣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當時與薛老同監(jiān)的，有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同志。張在獄中每天要讀五六個小時的書，并且讓難友和他一起學習；他曾在黃埔軍校教過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為難友們講中外革命歷史。有一天他讀完書，不耐煩地說：‘怎么還不槍斃?’薛老驚奇地問：‘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為什么每天還要認真讀書?’張秋人同志答：‘共產黨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讀書。讀書就是為著革命。’薛老將這一教誨始終銘記在心。不久，張秋人同志壯烈犧牲，而薛老則從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學習研究之路，終成一代大師?！?/p>

2.據吳宏倫和夏明星的《薛暮橋：從舊中國“牢監(jiān)大學”走出來的著名經濟學家》一文記載，多年來，薛暮橋被稱作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經濟學知識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獄生活中從書本上自學來的，另一方面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追隨陳翰笙先生做農村調查時從實際中摸索出來的。薛暮橋能在經濟學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聰明、勤奮、持之以恒外，遇到陳翰笙這樣一位啟蒙老師是他的幸運。陳翰笙在研究問題方面反對引經據典，反對不做調查研究、空談理論，這影響了薛暮橋一生。說起來別人也許不會相信，薛暮橋這個大經濟學家在“文革”前從未讀過《資本論》。這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薛暮橋是在“文革”期間關“牛棚”和在干校勞動改造期間讀的。薛家有很多經濟學方面的書，但薛暮橋很少讀這些書，他閱讀的東西一般都是國民經濟統(tǒng)計資料、調查研究報告等從實際中來的文字。他寫作時，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紙、一支筆，就是一本統(tǒng)計資料。到外地去寫書，就帶半箱子稿紙、一把筆、一本統(tǒng)計資料，所要寫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腦子里。1975年恢復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層去調查研究。他分兩次去了山東、江蘇、安徽三個省，在對“文革”后的國民經濟情況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動筆撰寫自己的成名力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正因為如此，解放后已經身居高職的薛暮橋始終對陳翰笙這位恩師禮遇有加：凡是與陳翰笙一起開會時，薛暮橋絕不會坐在中央，總是讓陳翰笙坐中央，發(fā)言時第一句肯定是：“陳翰老是我的老師?！?/p>

3.魏加寧追憶馬洪同志時說，最初引起我在眾多經濟學家中特別注意到馬洪這個名字，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還在上大學讀書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一位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殷教授。閑聊中殷教授告訴我說，他這次回國來已經去了許多書店，一直在尋找由馬洪、孫尚清主編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上、下冊）一書，可總也找不到。作為學國民經濟專業(yè)的學生、又經常去逛書店的我，自然已經有了這本書，所以我就十分爽快地告訴殷教授，我可以把我手中的這本書先送給他，然后我再慢慢到書店去找，反正我在國內，有的是時間來尋找。殷教授聽了以后非常高興，一邊連連道謝，一邊告訴我說，“在國外，人們都說這是（新）中國第一部用數(shù)字說話的經濟類著作?！睂徒o殷教授以后我開始后悔了，因為我?guī)缀跖鼙榱吮本┧械拇髸陞s再也找不到這本書了，原來它早就脫銷了。直到多年以后我大學畢業(yè)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才因工作之便從該書的工作人員那里得到了這本書的最后一本樣書，總算了以心愿。再后來，在我當上了孫尚清同志的秘書以后才從孫老師的口中了解到這部書的寫作背景。原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組織了數(shù)百名經濟專家和學者，共分成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經濟結構研究小組、技術引進研究小組和經濟理論與方法研究小組等四個調查組，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摸底調研。馬洪同志是經濟結構研究小組的負責人。調研工作完成以后，馬洪同志便和孫尚清同志一起將此次調研成果中能夠公開的部分編輯出版了這本書。難怪此書一上市便脫銷，成為當時國內少有的經濟類暢銷書。1983年我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馬洪同志是院長，同時兼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總干事。我雖然與馬洪同志直接接觸不多，但因為工作關系，他當時領導的一些重大課題大都有孫尚清同志參加，所以有關的研究成果我總是能夠先睹為快。給我印象最深的要數(shù)《2000年中國》和《新技術革命》兩個重大課題。這些后來都經過了實踐的檢驗，無論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還是從政策咨詢的角度來看，至今仍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地方。后來，在祝賀馬洪同志80歲生日的學術紀念會上，當我了解到馬洪同志原來是自學成才的，根本沒有上過正規(guī)大學的經濟學專業(yè)時，我對馬老更是肅然起敬。

4.李榕《向組織交心——二舅的故事》：二舅（即王篤）曾對我回憶說，他一直覺得不解，那時一個普通教師去國家機關報到，都是自己扛著行李卷乘公共汽車。可是那次卻通知他，經委有小汽車來接。二舅感到有點不解。隨車來了一個同志，幫二舅把行李搬上車，徑直開往位于三里河的經委辦公地。二舅以為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應該是和大家一起住集體宿舍，但車到了經委，那位同志卻把他引到一處挺講究的套間，寢具辦公桌俱全，地板煞亮。二舅頓時對這么優(yōu)渥的待遇有些摸不著頭腦。帶他來的同志卻說，這是領導給你安排的住處。二舅在經委的政策研究室開始為領導做政策研究。直接的頂頭上司是馬洪先生。馬洪先生布置給二舅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讓二舅幫馬先生修改薄一波準備在中共八大上的發(fā)言稿《論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這篇發(fā)言稿是馬洪先生起草的，這么重要的發(fā)言稿竟讓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幫助修改。這事就是放在今天也會讓人覺得難以置信。馬洪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和老革命。參加革命后名牛黃，到延安后陳云為其改名馬洪（我發(fā)現(xiàn)陳云改的名字很有趣，牛馬相對，黃紅（洪）相對）。馬洪曾在東北局工作，是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毛澤東語）。高崗被毛澤東扳倒之后，馬洪受株連，被發(fā)配到北京的一個建筑公司工作。同是山西老鄉(xiāng)的薄一波，很了解馬洪的才干。馬洪自學成才，是共產黨自己的經濟學家。薄一波向周恩來提出把馬洪要到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發(fā)揮他的專長。馬洪先生在共產黨內幾起幾落，經歷了復雜的黨內斗爭。在馬洪先生的女兒回憶父親的文章中提到，80年代中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的議長前，特意與一同參與會見的馬洪先生單獨談話，對他說，你我都是幾上幾下。從80年代初起，馬洪先生先后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經濟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